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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麒安*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
2015-01-30

 

一、前言

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蘇聯支持,曾於1950年2月14日由時任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與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維辛斯基(Андре́й Януа́рьевич Выши́нский)簽署具有聯盟性質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有效期限30年。1 但兩國於1960年代初期開始產生摩擦,最後更於1969年因「珍寶島事件」而發生武裝衝突,《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便形同虛文,在期滿後自動失效。

1996年4月,中國與俄羅斯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996年起,中國、俄羅斯與其他中亞國家元首開始建立起定期會晤機制,最終更於2001年6月中旬,由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和烏茲別克斯坦等6國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似乎有對抗特定國家的意涵,但該組織憲章卻又指出「不結盟、不針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對外開放」的原則。有若干人士便曾表示,這無疑是一種新型態的軍事聯盟。2 本文將簡要說明近來中國與俄羅斯所面臨的國際情勢,探討雙方是否有可能發展成為軍事聯盟關係。

 

二、國際情勢背景

相較於前任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政府主張新保守主義的單邊主義傾向,美國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政府更為重視國際制度與聯盟的運用,但也因此而刺激了中國與俄羅斯的合作關係。歐巴馬於2009年初上任時,在國際上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再加上駐阿富汗美軍的成效有限,在國內則面臨次貸風暴的衝擊,為減輕美國的沈重負擔以爭取民眾支持政府施政,歐巴馬政府在其外交戰略中便更加依賴聯盟所能發揮的角色與重要性。

在亞洲方面,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2009年7月出席在泰國曼谷舉辦的東協區域論壇時,為強調對於亞洲事務的關注,明白宣示「美國回來了」。3 2011年10月,希拉蕊在《外交政策》期刊上撰文指出,美國正處於重要的轉折點,在未來的10年之內,美國外交政策的任務之一,便是將在亞太地區投入大量的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資源,建立一個更成熟的安全與經濟架構,以促進穩定與繁榮。這不但會使得美國獲得利益,還能延續其領導地位。在根據新的需求調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聯盟關係時,也將透過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來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4 一般認為,這一連串的政策宣示意味著美國「重返亞洲政策」(Pivot to Asia)的成形。2011年11月27日,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多尼倫(Tom Donilon)則表示要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優先性做出平衡調整(rebalancing),並主張要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只有在亞太各國能尊重國際法律與規範、商業發展與自由航行不會受阻、崛起的強權能與鄰國建立互信、各國和平解決不同意見,區域安全才得以受到保障。為了要實現前述目標,美國應繼續維持聯盟關係。5 有學者認為,歐巴馬政府之所以會提出「轉向」亞太或對亞太地區「再平衡」政策,是希望能影響區域規則的建立與發展,特別是在中國大陸逐漸崛起為區域大國的背景之下。如此才能在本身財政受限的情況下,還能持續擴展對於亞太區域國家的影響力。

在歐洲方面,歐洲聯盟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於冷戰結束以後相繼東擴,大量吸收了以往被視為蘇聯附庸國的中東歐國家加入,對於俄羅斯的經濟利益與軍事安全造成衝擊,也壓縮了戰略縱深空間。尤其是北約所具有的軍事聯盟意涵,更使得俄羅斯倍感壓力。然而,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北約的歐洲盟國也希望能減少分攤共同防禦費用。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曾於2011年2月在德國慕尼黑擔憂表示,若歐洲國家不再提升防禦經費,就會更無法面對新生的威脅。他進一步提出了「聰明防禦」(Smart Defense)概念,訴求各國要投入和分享能力資源,設定正確的優先順序,並更為妥善協調合作,以便在較少經費支出的前提下,以更具彈性的共同合作來確保更重大的安全。7 2012年,北約於芝加哥元首高峰會上再度呼籲會員國加強協調與合作,以因應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不景氣與國家財政緊縮下的軍費開支減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縮小歐洲與美國的防禦經費支出差距。為此,各成員國應該要承擔公平合理的防禦責任,以降低對美國的依賴。8 吾人或許可以主張,北約內部似乎對於防禦經費分攤比例的期待有所落差。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便曾於2011年公開表示,「美國在10年前負擔了北約整體防禦經費還不到50%,如今即便在美國國防部刪減開支的情況下,負擔的比例也已經將近75%」。9 但這些歧異並未減弱盟國對於共同防衛彼此安全的決心與信念。2014年,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因為克里米亞歸屬問題,發生多次零星衝突。後來又因馬來西亞民航機遭受襲擊以及烏克蘭考慮加入北約等事件,引發歐洲國家對俄羅斯的若干低層次相互制裁行為。

由此可見,中國與俄羅斯實際上在亞洲與歐洲都面臨到美國與歐洲盟國的步步進逼,因而促成了雙方進一步思考締結聯盟關係的可能性。

 

三、中俄聯盟的懷疑論觀點

2014年5月20日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赴中國上海訪問,雙方已提升至「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階段。10 對於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大陸學者李靜杰認為,中俄在國際上有廣泛共同點,雙方都認為冷戰結束以後,世界有往多極方向發展的趨勢,雙方決心致力於促進世界多極化趨勢,反對建立「單極世界」;雙方都主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其他公認的國際法原則作為處理國家關係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基礎,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雙方都主張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觀,摒棄冷戰思維,反對強化軍事集團。中俄一再聲明強調,兩國在國際領域加強對話和磋商,絕不意味著兩國結成反對第三國的聯盟。11 香港學者鄭宇碩表示,中國與俄羅斯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主要是考量在冷戰結束以後,雖然兩國都希望與美國建立友好關係,並共同鼓勵世界多極化的發展,以及限制美國的權力優勢,但雙方並不會結盟。事實上,中國與俄羅斯並不需要有聯合行動。兩國似乎很有信心,就算沒有正式的承諾及清楚界定的相互責任,彼此基於共同利益都會有目標一致的行動。這樣安排的好處是避免不必要地激怒美國,特別是美國國會及輿論。12 歐雷斯曼(Matthew Oresman)也認為,「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正彰顯了中國一直在強調的「新安全觀」,這種觀點是從有關中國和平崛起或發展的理論演變而來,同時強調了「和平共處五原則」。中國的新安全觀是一種演進的外交政策架構,目的是要促進一個建立在非正式雙邊戰略夥伴關係而不是軍事聯盟,而且更加公平、多極和「民主」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13 

另一方面,中國也和美國發展「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江澤民於1997年10月赴美訪問,雙方簽署了《中美聯合聲明》,決定合作對付國際挑戰,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共同致力於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14 1998年6月,美國總統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訪問中國。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指出,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這種夥伴關係有別於冷戰時期大國之間的不正常關係,是一種新型的國家關係,其基本特徵是:發展友好,不搞對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異;不針對第三國。15 

有學者認為,中國成立的戰略夥伴關係,是要和那些對於促進更加「多極化」的國際環境有著共同利益的國家建立關係,明顯是要和美國權力做出對比。16 然而,此番觀點並不能解釋為何中國也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中國甚至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日本與南韓,以及美國在歐洲地區的盟國—英國與法國,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夥伴關係。因此,門洪華認為,1989-2001年期間,世界轉型和中國崛起出現了並行發展的態勢,西方大國對於中國的關係表現出更為複雜的特徵。整體而言,大國注重拓展全方位大國外交,即使維繫傳統聯盟關係的國家,也積極尋求與非盟國建立某種「夥伴關係」,構築有利於自身戰略利益的相對平衡的大國關係,大國關係走上穩定與協調之路。17 綜合而言,對於中國來說,「戰略夥伴關係」並不等同於準軍事聯盟關係,因為後者涉及到廣泛的安全與軍事合作。在中國的外交政策詞彙中,夥伴關係被視為具有戰略性主要是基於兩個原因:一、該關係具有綜合性,包含了所有層面的雙邊關係(例如:經濟、文化、政治和安全);二、兩國同意針對雙邊關係做出長期承諾,雙邊問題將會在此脈絡下受到評估。重要的是,偶發的緊張情勢並不會使雙方偏離原有的合作方向。18 

懷茲(Richard Weitz)也認為,雖然中國與俄羅斯在冷戰結束以後持續改善外交關係,解決邊境問題,俄羅斯更對中國出售不少軍事武器,但雙方在一般貿易方面則進展緩慢,經貿交流仍有不足。而且,兩國主要的合作往往只是停留在政府高層之間的對話,而不是具體的實質政策。此外,雙方對於南亞區域情勢的立場並不完全一致,中國支持巴基斯坦,而俄羅斯支持印度。更何況,兩國目前都想要維持跟美國的友好關係,因而還未形成足以威脅美國的軍事聯盟。19 羅德明(Lowell Dittmer)也曾表示,雖然學界有一派人士認為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是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威脅,但另一派觀點則認為,夥伴關係並不是聯盟,因為彼此之間沒有條約承諾,而且也沒有受到共享利益、戰略目標或共同對手的約束。事實上,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不多,未來還可能會產生分歧或甚至衝突。20 

 

四、中俄聯盟的肯定論觀點

然而,歐美學者往往將中國與俄羅斯近年來建立起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視為軍事聯盟發展的先聲。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成斌(Dean Cheng)表示,由於中國與前蘇聯曾於1950年代結成聯盟,雙方在後冷戰時期的軍事與經濟合作頗有針對美國的意涵。尤其是「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彰顯了兩國對於中亞安全事務的企圖心。中俄雙方更於2012年間舉行軍事演習,海軍還演練了護航任務、海上防空和反潛作戰等項目。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針對美日聯盟而來。雖然中國與俄羅斯之間仍有若干歧見,但對於抑制美國權力優勢則有共同的利益。中俄關係的未來發展有三種可能:一、形成聯盟;二、關係惡化;三、胡亂應付。21 其他學者也指出,蘇聯瓦解後的經濟窘境,以及北約的步步進逼,反而促成了俄羅斯與經濟持續成長的中國在後冷戰時期持續合作交流,雙方更可能進一步形成聯盟。22 富比士雜誌的專欄作家何思文(Stephen Harner)則認為,由於美國採取的「重返亞洲」政策過於刺激中國與俄羅斯,而這兩國又與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國之一—日本—有著領土爭議,在習進平與普丁於2013年3月的高峰會後,兩國極有可能形成東亞地區潛在的反美聯盟。23 

另一方面,近年來若干大陸學者也開始建議,中國應該要調整以往的「不聯盟」政策,才能維護自身的安全與利益。中國南開大學劉丰立場較為保守,他認為在國際形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中國不太可能拋棄既有的「不結盟」政策立場,也不太可能公開宣佈與他國結成軍事安全聯盟。但中國的崛起面臨到了美國所主導的聯盟體系(尤其是其亞太聯盟體系)的壓力,也需要考慮如何應對一個美國領導的聯盟體系的束縛乃至於嚇阻。24 上海外國語大學孫德剛則指出,中國未來的崛起主要支柱是建立準盟友、開展準聯盟外交。中國的準聯盟外交倡導主權平等(儘管成員實力分布也呈非對稱),成員之間共享決策權和議題設置權,透過平等協商和對話交流決定未來準聯盟的共同政策與走向。因此,準聯盟外交儘管延續了先前以權力平衡為基礎的聯盟外交,但它強調互利共贏和共同安全,強調多元、包容的鬆散型安全合作,反對建立鐵板一塊的「戰爭共同體」。它以新安全觀為指導,是新形勢下中國安全戰略的組成部分。25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王樹春等人分析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後表示,以當前的國際形勢發展來說,中俄雙方都沒有結盟的政策和意圖。這也符合中俄官方當前的一貫立場,即中俄關係是新型的大國關係,兩國都奉行獨立自主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新型中俄關係的走向是繼續深化和鞏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從長期來看,國際體系尚處在轉型之中,影響中俄關係的外部因素有不少變數,這就需要中俄兩國充分發揮雙邊關係的靈活性特徵,共同對付未來可能的外部挑戰和威脅。當外部威脅對中俄兩國的國家安全和共同的戰略利益造成嚴重威脅時,中俄完全可以結成政治—軍事聯盟,共同維護有利於兩國發展的國際戰略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中俄不排除再次結為軍事政治聯盟的可能性。26 北京清華大學周建仁認為,2010年美國提出「重返亞太」政策後,中國便面臨著是否繼續堅持不結盟政策的問題。從鞏固和擴大自身聯盟角度,中國有必要主動與戰略利益一致和無戰略利益矛盾的國家進行積極安全合作,努力為這些國家提供安全保障,這樣不但能夠減少這些國家對域外國家的戰略尋求,而且有助於提高中國崛起對周邊國家的正面戰略效應,從而使更多國家真心支持中國崛起。27 

 

五、結論

綜合歸納不同學者對於「聯盟」的定義,國家參與軍事聯盟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共同合作以防衛彼此的國家安全。換言之,聯盟只是手段,終極目標仍然是為了國家安全與生存。當國家擁有強大的傳統軍事力量以及核子武力足以保護自己時,與其他國家締結聯盟的動機便會降低許多。根據學者研究顯示,到2013年底為止,俄羅斯與中國儲備的核武彈頭數量分居全球第二與第四。28 若以國防軍費開支來說,中國與俄羅斯則分別為全球第二(1880億美元)與第三(878億美元)。29 中國與俄羅斯是否會形成聯盟關係的整體考量,正好符合「聯盟兩難」的情境。當事國家首先要思考的問題在於,參與聯盟是否會更安全?其次,是否會面臨「連累」或「拋棄」的局面?

如果採取嚴格標準,以簽訂條約來認定聯盟關係。參與聯盟就意味著要信守盟約而對自主權利設限,那麼國家在參與之前就必須思考,此舉對於換得安全保障的成本效益評估。由於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是欲採取雙頭鷹的態勢而成為歐亞大國,但中國則主要試圖發展海上力量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島鍊。對於中俄兩國來說,國家實力在不同層面互有領先,是否會願意共同承擔責任,為了對方的戰略目標而協調或限制本國的國防與外交政策也不無疑慮。

此外,冷戰結束以來,全球經貿相互依賴關係迅速發展。從整體經貿數據而言,歐盟固然是俄羅斯目前最大的貿易夥伴,但若以單一國家來說,中國則為俄羅斯最重要的貿易國家。30 若中國與俄羅斯確實建立了正式的聯盟關係後,當一國遭遇到其他國家的經濟制裁或武裝衝突時,另一個國家是否會受到連累,或是否應該要採取一致政策來共同承擔,這些都是中俄雙方必須要考量的重要因素。

中國對蘇聯的聯盟關係在1960年代晚期開始逐漸淡化,此後就採取了「不聯盟政策」的立場。即便中國在1970年代改採「聯美制蘇」的一條線戰略,31 後來也與美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中美之間始終未簽訂類似軍事聯盟合作的雙邊條約。另一方面,雖然中國與北韓也曾於1961年簽訂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雙方承諾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國家的攻擊時,另一方應立即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該條約有效期限20年,後來於1981、2001年兩次延長,目前期限至2021年為止。然而,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卻於2006年10月1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明白表示,中國與北韓並非同盟關係。中國和北韓的關係是建立在國際關係準則基礎上的正常國與國之間的關係。32 

基於前述政策脈絡,在中國與俄羅斯都在設法對美國及歐盟維持良好政治經濟關係的前提下,短期之內應不可能驟然締結聯盟關係。但若美國與歐盟的戰略圍堵態勢持續增強而未鬆懈,中國與俄羅斯勢必會加強政治、軍事、安全、經濟等多層面的合作關係,但未必會採取傳統的軍事聯盟形式。如此一來,一方面可以維持雙方的行動自由,另一方面則可以增進對於歐美國家的政策影響力。


注釋:
* 經歷: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聯絡方式:chen0917@gmail.com。
1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不相同,後者係由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於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簽訂。
2  Marcel de Haa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s Momentum towards a Mature Security Allianc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Military Studies, Vol. 36, No. 1 (2008), pp. 14-30;Alexander Yakovenk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llies of a New Type,” Russia Today, <http://rt.com/op-edge/187360-sco-economic-humanitarian-cooperation> ;Cory Welt, “A New Eurasia?: The Futur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60615_ruseura_reccommcwelt.pdf>
3  “ Remarks With Thai Deputy Prime Minister Korbsak Sabhavasu,” U.S. State Departmen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09a/july/12627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5/1/6)
4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 189 (Nov 2011), pp. 56-63.
5  Wei Ling, “Rebalancing or De-Balancing: U.S. Pivot and East Asian Ord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5, No. 3 (2013), p. 150;另可參見:Tom Donilon, “America Is Back in the Pacific and Will Uphold the Rules,” The 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om/intl/cms/s/0/4f3febac-1761-11e1-b00e-00144feabdc0.html#axzz3NxuU5JNN>(最後瀏覽日期:2015/1/6)
6  參見:Mark E. Manyin, et al.,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42448.pdf>(最後瀏覽日期:2015/1/6)
7  “NATO Secretary General calls for ‘Smart Defence’ at Munich Conference,” 05 Feb. 2011,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70327.htm>
8  參見:“ Chicago Summit Declaratio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87593.htm>
9  “Building security in an age of austerity,” 05 Feb. 2011,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pinions_70400.htm> 
10  「中俄關於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的聯合聲明」,中國政府網,<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xinwen/2014-05/20/content_2683144.htm>
11  李靜杰,「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及其美國因素」,東歐中亞研究,2000年第3期,頁6-7。
12  鄭宇碩,「中國領導人外交運籌中的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東歐中亞研究,1998年第6期,頁62。
13  Matthew Oresman, “ Repaving the Silk Road: China’s Emergence in Central Asia,” in Joshua Eisenman, Eric Heginbotham, and Derek Mitchell, eds.,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rmonk, N.Y.: M.E. Sharpe, 2007), p. 63, 81.
14  參見:「中美聯合聲明(1997年10月29日)」,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
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8/content_257084.htm>
15  「努力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人民日報,<http://www.peopledaily.com.cn/9806/18/
current/newfiles/a1010.html>
16  Joshua Eisenman, Eric Heginbotham, and Derek Mitchell, eds.,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rmonk, N.Y.: M.E. Sharpe, 2007), p. xvi.
17  門洪華,「中國大國關係的演變與發展」,門洪華主編,中國外交大佈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77。
18  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09), p. 82.
19  Richard Weitz, “Why Russia and China Have Not Formed an Anti-American Allianc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LVI, No. 4 (Autumn 2003), pp. 39-61.
20  Lowell Dittmer,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Issue 28 (2001), p. 412.
21  Dean Cheng and Ariel Cohen, “How Washington Should Manage U.S.–Russia–China Relations,” Backgrounder No. 2841, August 29, 2013,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thf_media.s3.amazonaws.
com/2013/pdf/bg2841.pdf>
22  Alexandr Nemets, “Russia and China: The Mechanics of an Anti-American Alliance,”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o. 11 (Fall 2006), pp. 83-88.
23  Stephen Harner, “The Xi-Putin Summit, China-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The Folly Of Obama’s ‘Asian Pivot’,” Forbes, <http://www.forbes.com/sites/stephenharner/2013/03/24/the-xi-putin-
summit-china-russian-strategic-partnership-and-the-failure-of-obamas-asian-pivot/>
24  參見:劉丰,「中國周邊戰略的目標、手段及其匹配」,當代亞太,2013年第5期,頁20。
25  孫德剛,準聯盟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基於大國與中東國家關係的實證分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頁384,390-391。關於「準聯盟」概念的探討,另可參見:孫德剛,多元平衡與「準聯盟」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年)。
26  王樹春、萬青松,「論新型中俄關係的未來走向:結伴還是結盟?」,當代亞太,2013年第4期,頁22。
27  周建仁,「聯盟形成理論:評估及對中國的政策啟示」,當代亞太,2012年第3期,頁60, 62。
28  Hans M. Kristensen and Robert S. Norris, “Global Nuclear Weapons Inventories, 1945-2013,”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69,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3), p. 78. 美國儲備的核武彈頭數量居全球第一,但仍然與排名第三的法國與第五的英國維持聯盟關係。因此,筆者主張,擁有強大的核子武力可能會降低而非必然消除參與聯盟的動機。
29  Sam Perlo-Freeman and Carina Solmirano,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3,” April 2014,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404.pdf>
30  “Russia-China trade hits record $59bn in first half of 2014,” Russia Today, <http://rt.com/business/197516-russia-china-trade-half-2014/> 
31  參見:張潤,冷戰背景下的聯美抗蘇戰略研究(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4年)。
32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t275579.shtml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

(本專欄作者觀點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