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駿

致理科技大學國貿系教授兼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
中華戰略學會理事
2020-06-30


2000年3月18日台灣總統選舉,民主進步黨(DPP)的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終結了中國國民黨(KMT)自1949年後在台灣地區的統治。同年7月2日墨西哥總統選舉,國家行動黨(PAN)的候選人福克斯(Vicente Fox)當選,終結了革命制度黨(PRI)71年的統治。

拉美研究資深學者張森根在「憶李慎之先生對中國拉丁美洲研究事業的關注」一文中指出,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李慎之曾在一次電話中談到「要把1999年印尼蘇哈托的專業集團黨的下臺、2000年臺灣國民黨的下臺和同年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下臺作綜合研究。他說,這三個老牌集權主義政黨在選舉中失敗,能和平交權,是一些發展中國家與地區政治民主化進程中一次突出的事件,很值得研究。」值此墨西哥和台灣「政黨輪替」屆滿20年之際,或許能更全面地檢視其「民主化」的成敗得失。 
 

經貿開放

先看墨西哥。探討經貿政策對產業(利益)團體間政治結盟可能產生的影響為研究「民主化」的路徑之一。杭廷頓對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中就曾多次以墨西哥政經的變化說明經濟自由化與政治自由化之間的因果關係,他認為歷經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政權在經濟上大多屬於中度發展的國家,因為「在窮的國家裡民主化不可能,在富的國家裡民主化已經發生過了。」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雖然提升墨西哥經貿的國際競爭力,但也改變了墨國數十年來的國內經濟利益平衡,此一轉變強烈衝擊其政治結構。

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墨西哥詩人帕斯(Octavio Paz)曾將PRI一黨獨大的統治形容為「完美的獨裁」(perfect dictatorship)。但該黨在1997年7月期中選舉中喪失了在眾議院六十多年來絕對多數的立法優勢,就政治經濟學而言此乃經貿自由化不可避免的政治衝擊,2000年總統選舉提供了更明確的印證。
2018年7月1日墨西哥總統及國會大選,反建制左派參選人羅培茲.歐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獲53%選票當選總統,他雖誓言要打造真正的民主,試圖平息有關他會走獨裁路線的憂慮,但成果似乎不明顯。
 

貪腐橫行 

羅培茲在競選期間最受歡迎的政見為承諾強力反貪腐。他反覆重申「貪腐是政體糜爛的結果。我們確信無疑它不但是造成(墨西哥)社會與經濟不平等的罪魁,也是暴力橫行的禍首。」他誓言當選後將從國家基礎建設招標和大型能源項目著手,強力鏟除貪腐。

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前官員哈瑞森(Lawrence E. Harrison)在《未開發是一種心態》(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一書中的研究發現「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的文化是經濟發展主要的障礙。」《金融時報》則認為「南美真正要面對的是貪腐和有罪不罰。」根據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領導的「打擊盜賊統治計畫」(Kleptocracy Initiative),墨西哥的民主體制因「大規模貪腐橫行」受威脅。以新冠防疫為例,由於政府不作為引發不滿,5月中旬販毒集團和黑幫組織發放救濟物資走紅網路,其中包括著名毒梟「矮子古茲曼」(Joaquin El Chapo Guzman)女兒運營的組織在發放的部分物品印上了古茲曼的名字和畫像。
 

媒體噤聲

面對美國川普總統對媒體的攻訐,2017年2月22日《華盛頓郵報》在報頭底下增加了一行「民主死於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這句標語形容墨西哥挺合適的。去年出版的《噤聲販子》(El vendedor de silencio)可算是墨西哥記者Carlos Denegri的傳記。Denegri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墨西哥《精進報》(Excélsior)工作,他深知新聞這行「不僅販賣新聞和廣告,也賣噤聲。」或許正因如此,他曾被美聯社(AP)選為1940~1960年代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十大記者之一。

據墨西哥國家人權委員會統計,自2000年以來,墨西哥遇害的記者超過150人可算是全球最危險的國家。儘管新任總統羅培茲在競選期間承諾會致力保護記者人身安全,但他上任後和媒體的關係卻變得相當緊張。毒梟、員警腐敗及低效率的司法制度都是使墨西哥媒體噤聲的原因。根據「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組織公布的《2020全球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2020),墨西哥在180個受評國家/地區中排名143,與羅培茲就任總統前一年的144名並無明顯改善。

今年3月18日,羅培茲總統在晨間例行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給墨西哥的經濟和財政方面造成的危機完全在可控範圍之內,政府已經做好準備抗擊疫情。他隨後展示了隨身攜帶的兩個護身符,並稱這些民眾送給他的護身符可以抵禦新冠病毒。

為因應新冠疫情墨西哥所提財政刺激方案雖佔GDP的3%,但大部分是調整之前已計畫的支出,實際新增支出約僅0.6%,比九度倒債阿根廷的2%還低。難怪《華爾街日報》拉美專欄作家歐格蘭蒂(Mary Anastasia O’Grady)抨擊「只有像羅培茲這種空想家(ideologue)才會把新冠悲劇視為機會…羅培茲不喜歡市場經濟,但他恐需擔憂市場經濟不喜歡他。」護身符抗疫是否有效不得而知,但可確定的是護身符無助於墨西哥的民主發展。
 

台灣重返「一黨獨大」

諾貝爾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曾在「美式民主可能正在消亡」(American Democracy May Be Dying)一文中警告「如果你對美國民主的未來無所憂懼,那是因為你沒有留意」,此一警語同樣適用於台灣。被譽為「民主先生」的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戴雅門(Larry Diamond)曾在《胡佛文摘》(Hoover Digest)撰文指出「2000年是全球一黨獨大政權的滑鐵盧之年。」他認為國民黨被擊敗的主因是「黑金政治」(black and gold politics)。

台灣政黨輪替20年來都由「法律人執政」。蔡英文總統上台後民進黨第一次「完全執政」,但另一位法律人陳長文卻表示惶恐、遺憾,因為「絕對的權力卻是絕對的濫權。蔡總統雖向人民展示對司法改革的決心、高呼『民主進步』,卻屢在政府治理(包括兩岸關係)上,放任『玩法』、『弄法』、『毀法』,無視對法治該有的堅持。」台灣再度淪為「一黨獨大」,連獨派大老辜寬敏都表示不歡迎台灣只有一黨,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大黨應該共同承擔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台北市長柯文哲甚至認為,民進黨已非「一黨獨大」而是「一黨專政」。
 

轉型正義 裂帛之音

蔡英文上台剛滿一個月,2016年6月22日,民進黨就挾其席位優勢,在立法院初審通過「促進轉型正義草案」。所謂「轉型正義」泛指新興民主國家對過去威權政府暴行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通常具有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補償等面向。簡言之,即對過去加害者罪行的追究、對過去不當利益的追討、對歷史不正義象徵的平反及清除。然在探討「集體不正義」時需避免「選擇性的審判」。追求「轉型正義」應避免信賴保護原則與法治原則中的正當程序原則,由於歷史是有延續性的,故選擇性的「轉型正義」不是正義,且可能導致社會無止境的價值衝突。

2017年12月《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三讀通過後,蔡英文曾謂「轉型正義的目標是和解,而不是鬥爭。」2018年5月31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成立時,該會主委黃煌雄更表達他的態度:真相、公義、和解,「它不是一個戰場。」黃煌雄話講完不久,張天欽就在會內自陳,「一定要給他翻過來!」稍後,促轉會名稱被網民改為「促進轉行朕意委員會」,傳神地描繪出該機關的爭議性。「東廠」事件發生後,曾經當過兩任副總統的呂秀蓮說了實話,未來政黨輪替將成尋常,不會有永遠的執政黨,所以「不要在執政時捍衛的政策,下野時又去批判,弄得整個國家亂七八糟」。

再以2016年7月25日通過的《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為例,繼中投、欣裕台及婦聯會被黨產會認定為國民黨附隨組織後,財團法人民族基金會、民權基金會及國家發展基金會於2017年6月29日以同樣理由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訴訟,2019年11月29日承審法官認定黨產條例有違憲疑慮,故向大法官聲請釋憲。結果是黨產會主委顧立雄因表現優異於蔡英文第二任總統就職典禮當天接任國安會秘書長。
 

台灣民主三重挑戰

「一黨獨大」下的台灣未來恐將面對以下三重挑戰。就國際層面而言蔡政府提出與理念相近夥伴建立「價值同盟」關係恐將淪為空談。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回憶錄揭露川普形容台灣為筆尖,而中國卻是超大辦公桌的比喻,蔡英文難逃「民主盟友」的尷尬。

就兩岸層面而言台灣勢將失去民主燈塔效應。去年5月蔡英文在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題為「台灣自主發展的民主仍需美國的夥伴關係」(Taiwan’s Self-Made Democracy Still Needs U.S. Partnership)的投書中曾強調「在日益黑暗中,自由燈塔的重要性更甚以往。」然從民進黨支持香港反送中動亂導致到中國訂定「港版國安法」為例,民進黨實已淪為「殺君馬者道旁兒」。
就國內層面而言經濟發展恐將停滯甚至倒退。以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布的《2020年世界競爭力年報》為例,台灣雖名列第11,創下2016年以來最佳表現,但在四大評比項目中唯一退步的指標為「經濟表現」。《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今年9月期滿能否持續將成為觀察民主春藥藥效的指標。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