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起

台北論壇董事長
聯合報2015年3月24日 A5版

今年新加坡慶祝建國五十周年。這半個世紀，不管他擔任總理或資政，李光耀這個名字幾乎就與新加坡畫上等號。

台灣很多前輩在不同的階段都與他有過交往。筆者資歷較淺，曾陪見他好幾次，但也有兩次難忘的個別經驗。第一次發生在西元兩千年的春節假期，時任行政院陸委會主委的我正與家人在新加坡旅遊，突然接到李資政希望與我會面的通知。當時我只帶了休閒服裝，不得不趕緊向駐外同仁商借白襯衫及西裝褲，才在大年除夕下午前往他的官邸。

第二次是馬總統就職前的某天。應星方請求，馬總統指派我專程當天來回新加坡，向李資政及其他星方高層說明他未來的相關政策。與李的談話欲罷不能，幾乎延誤我的起飛時間，最後靠警車開道才趕上班機。

這兩次長談主要都聚焦兩岸關係。言談間他對各種情勢的深入掌握及對兩岸和平安定的高度關切，讓我印象極為深刻。但最令我佩服的還是他不放過任何機會，設法第一手了解兩岸動態的積極主動精神。

這些與星方的接觸經驗，讓我體會出沒有任何天然資源而且周圍環境惡劣的新加坡，是怎麼成為一個經濟繁榮並擁有相當國際影響力的國家。

首先，新加坡的對外政策是建立在「頂層設計」及全面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上。由於對外關係牽涉到不同的國家，而每個外國都有自己的內政考量及利益需要，所以處理對外關係的態度必須與對內政策不一樣。換句話說，對外政策不能不管國內「觀感」，但也不能只管國內「觀感」。政府必須要有堅持，但也要有妥協的準備。即使是超強如美國或當年的蘇聯也不可能只拿不給、或「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此外，國家為了自保及發展，必定要有謀略，要有全盤性及長遠性的算計。哪個國家能看得大、看得遠、會布局，讓自己走在形勢的前面，而不是跟在後面，甚至逆勢而行，就能為自己創造更大更好的生存發展空間。五十年來在李資政的領導下，新加坡似乎就是這樣的國家。

第二，因為新加坡不論人口或土地都是周邊最小的國家，它的策略從來都不是「逢某國必反」，而是鬥中有和，和中有鬥，硬中有軟，軟中有硬。同時它也從不只依靠單一大國，而是同時與多個大國交往。在冷戰時，新加坡與美國交好，也與蘇聯維持良好關係，讓新加坡成為莫斯科訓練中文人才以及船舶可以休息的地方。它甚至還有一條街的店招全是俄文，以方便俄國訪客消費。現在它與北京關係密切，但仍允許美軍大小軍艦靠岸運補。這個開放靈活的策略讓它在國際上經常左右逢源，獲取遠遠超出它實際國力的影響力。

第三，新加坡外交的操作非常講究時機的拿捏。譬如，李登輝總統就任才一年，台灣民眾渴望看到總統「走出去」。新加坡就成為第一個接納他出訪的國家。在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及東協所有國家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新加坡遲遲沒有動靜。但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事件爆發，北京陷入國際孤立。第二年的十月，新加坡就宣布與北京建交，同時換得北京不干預它長期在台灣進行的軍事訓練計畫。

一九九三年兩岸想進行第一次辜汪會談，新加坡就提供友善而便利的「第三地」。西元兩千年陳水扁就任總統才四個月，國際社會對他還普遍疑慮，李資政就兼程來訪，並會見了扁政府上上下下的重要官員。二○○四年七月，李顯龍副總理為了對台灣表示善意，而又不直接碰觸中共的外交禁忌，就趕在尚未正式就任總理前毅然來台訪問。這些例子顯示新加坡的風格一直是雪中送炭，用最小的成本達成最大的外交成果。

看到這樣一個以「智」處世的國家及領袖，「勇」於內鬥的台灣不知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