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起
台北論壇董事長
聯合報2018年5月27日 A12版
聯合報2018年5月27日 A12版
蔡英文政府全面執政兩年，台灣似乎陷入前所未見的內外困境。蔡總統個人固然無可卸責，但困境的三個根源其實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埋下。
按照時序，第一是一九九六年實施的「總統直選」。這個在當時被譽為台灣民主里程碑的設計是「領先就贏」，不需要得票過半數。這個設計把台灣的大選變成「百米賽跑」，只贏幾票也是贏。為了勝選，原來的君子全都變成小人，機關算盡，灑血割喉，贏者全拿，敗者不服。台灣上空從此瀰漫冤冤相報的戾氣。
第二個根源就是一九九七年的修憲。它把中華民國的總統變成權力超大的「大總統」，不只超過內閣制（如英日）的首相，甚至超過實施總統制的美國。內閣制的首相必須跟其他政黨及同黨議員分享人事權、預算權、政策權。建立在三權分立制的美國總統權力雖然大於英日首相，但經常受到國會參眾兩院的掣肘。相對地，我們的總統可以隨心所欲地任免行政院長及部次長，並掌握內外大權。行政以外的四權對總統的制衡極為有限。
最令美日領袖羨慕的是，「大總統」責任超輕。任何人入主凱達格蘭大道後，選民對他（她）唯一的制衡就是四年以後的選舉。四年間，他（她）不需要像英日首相那樣常去國會報告與辯論，也不需要像美國總統那樣經常面對媒體，說明重大法案及政策。他（她）完全可以躲起來操縱全國大政，迴避任何監督。為了爭奪這個可以「由你玩四年」的「爽缺」，每四年的大選自然只有慘烈兩字可以形容。
二十年的實踐證明，這兩項所謂的「民主改革」相互配套，就在台灣島上留下三個清晰的黑腳印。第一，把台灣原來自傲的民主惡化成民粹。多少英雄豪傑發發現，十年磨劍都是白忙，僅僅民粹一招就夠走遍天下。本來台灣一沒有大量外來移民，二沒有嚴重的貧富差距，三沒有宗教衝突，四沒有種族歧視，五沒有震撼的恐怖事件，為什麼還會民粹當道，而且早於歐美？答案當然是誘人的「大總統」爽缺。於是政客越來越短視，政策越來越訴諸感性而非理性，社會不斷被撕裂，經濟持續向下沉淪。二十年了，仍不知伊於胡底。
連帶的，因為爭奪太過熾烈，所以參選各方常常撕破臉，把「人民內部的矛盾」變成「敵我矛盾」。如此怎會有藍綠和解？怎會有「台灣共識」?
更糟的是，「大總統」如果不懂得自我克制，他（她）就會橫衝直撞、恣意妄為。遠的例子是李前總統的「兩國論」，及陳前總統的「一邊一國」、「正名」、「制憲」。它們最終胎死腹中，不是因為內部在野黨的制衡，而是外部兩個大國赤裸裸地出手干預。近的例子當然就是蔡總統近兩年一再肆無忌憚地，不惜違反普世民主法治價值，不在乎輿論風評，甚至不理會民調，把手伸進司法、監察、教育、媒體、民間團體等領域。
台灣困境的第三個根源就是一九九九年的「兩國論」。這是中華民國迄今最大的黑盒子。外界多半只知道李前總統把兩岸關係主張成「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卻不知道他還想透過修憲，把中華民國領土限縮在「台灣」。而當時主持兩國論小組的國安會諮詢委員蔡英文博士還向他提出高度樂觀的影響評估：美國將會「諒解與支持」台灣顛覆存在五十年的現狀，而中共官僚體系太過龐大，等它反應過來時，「兩國論」已成定局。豈料後來美中不但反應迅速，而且出手絲毫不留情面，李蔡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收回原議，靜待再起良機。
現在原班人馬終於騎在民粹浪頭班師回朝，在「維持現狀」口號的掩護下，向「兩國論」匍匐前進。問題是，今天「兩國論」的客觀條件比二十年前更成熟嗎？
古云「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大總統們」應沒料到，過去二十年中國大陸不但沒有崩潰，還如此巨幅地提升實力；民主化後的台灣不但連衰二十年，甚至整個社會都離心離德；美國不但不再獨領風騷，還如此自顧不暇。
台灣的民主令名因被「大總統們」利用來推動意識形態而徹底糟蹋。台灣的安全因為「大總統們」嚴重錯估形勢而付過慘痛代價。他們再錯下去，台灣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