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逢瑛

元智大學助理教授
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大學博士
2016-07-07


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俄中關係經歷過蘇聯扶植中共政權的蜜月時期、蘇中意識形態激烈論戰以及邊境戰鬥衝突的「和、爭、鬥」階段。直至蘇聯末期,戈巴契夫進行「公開化」與「重組」民主改革,蘇中關係終於回暖而走向「正常化」階段。蘇聯解體之後,俄中關係進入了原始經濟的互補性階段。九十年代,在俄羅斯市場上到處可見充斥著低檔的中國商品,再加上中國非法勞工和邊境灰色通關都給俄羅斯人民留下了比較負面的印象;俄羅斯的國家秩序也全面失控,盧布貶值幾近崩盤並且人民生活陷入赤貧也給中國帶來不少錯愕。中國以蘇聯解體為鑑進行社會主義式的市場經濟改革,發展至今全面將進入了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時期。2000年之後,俄中進入解決歷史遺留的領土爭議最後階段,藉由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成為雙邊暨中亞解決共同邊界劃定與共同反恐的區域多邊國際合作機制。這樣一來,隨著俄中簽署《俄中睦鄰友好互助合作條約》的15周年之際,以及雙邊建立的歐亞經濟聯盟和一帶一路經濟戰略作為經濟接軌機制,俄中已經進入全面實質合作的軌道,開始邁入高速互動發展的初級階段。儘管如何做到世代友好在雙邊輿論中仍存在疑慮,雙方是否結盟仍是亞太地區難以捉模的議題。此刻,英國的脫歐或許可以為俄中崛起的吸引力和影響力提供某種啟示。如何反映自我主體意識且保有對外互賴依存成為國際權力重組過程中的重要國際課題。

 

一、俄中合作商機影響世局走向

俄羅斯總統普京於2016年6月25日對北京進行了旋風式的國事訪問,並且簽署了多項雙邊合作協議,此間還參加了《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15周年慶祝並且與習近平共同發表了聯合聲明宣言。此前在6月23日,習普兩人已經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見過面,普京在上合峰會結束之後直接飛往北京。兩國領導人在上合峰會期間受外界干擾較少,默契先行形成,普京的北京之行即可重點式的把世人的目光聚焦在雙邊層峰會晤共促俄中關係再次深化的焦點上。正值英國公投脫歐議題發燒之際,國際媒體的關注焦點都在脫歐事件上,俄中領導層集體會晤的機制之影響已悄然成形。英國脫歐以及歐盟傾向2017年全面結束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均顯示了俄羅斯和中國的經濟利益已經全面成為影響西方政局並且許多國家亟欲積極參與兩國龐大經濟商機的首要對象目標。俄中兩國“領導人外交”發揮了國家最高擔保的作用。

然而,以盎格魯薩克遜為思想中心對於俄中兩國認識的意識形態化已經影響西方自身的安全與經濟,如何恢復正常化關係並且建立新型夥伴關係也是西方國家面臨的新挑戰。英國脫歐在某種意義上象徵西方意識型態的碎片化,回到本國疆土的邊界並且以本國利益為核心,且同時考慮國際合作與經濟安全互賴的全球跨界思想,以及共同打擊恐怖主義活動跨界的肆虐蔓延,都再再地催生一種新型現實主義的逐漸萌芽。它既帶有現實自保的作用且同時具有國際合作的效率。倘若與俄中兩國同時合作,不但享有直接參與雙方歐亞經濟計畫的利益,而且也同時對於反恐具有急迫的現實需求意涵。歐盟鬆動的主權回歸與俄中全面崛起為形成中的國際新秩序帶來許多元素重組的新挑戰。

 

二、俄中關係會對亞太產生威脅嗎?

俄中合作在亞太地區形成對美日安保條約架構下的一組強勁的戰略平衡力量,一方面,它是戰略上的概念,進可攻、退可守,虛實結合,並且進入到不畏攻、不主攻的「防禦與攻擊互為一體」的實戰階段,似乎在激發新一階段的軍備競賽的同時,聯合演習又促進了相互緊急通報與防範擦槍走火意外的發生;另一方面,以強化經濟互賴和經濟互補的經濟優勢,俄中各自都在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建立「以和為貴」的命運共同體概念,以和平穩定的安全結盟態勢給俄中雙邊帶來提高生活水準的實質經濟利益保障。不僅如此,俄羅斯在亞洲也有龐大的軍火與能源商機,其主要的軍火供應對象就是印度、越南和中國。因此,俄羅斯在亞洲安全的影響地位不容小覷。

中國也在加快追趕美俄佔領全球軍工市場的腳步。因此,中美俄之間如何利用新冷戰形式發展各自的軍事部署並確保不會進入真正的冷戰與正面的軍事衝突,那麼,高層之間的溝通機制絕對不能中斷,這包括了俄中雙邊領導層峰的定期見面,建立長期穩定的會晤機制有利於雙方全面的熟悉與了解,同時,非政府組織的智庫和媒體的溝通機制也需要加強,以利於國家在決策過程中需要準確掌握並且貼近解讀彼此的決策訊息,以擺脫仰賴西方以灌輸自身意識形態為主的媒體訊息。所以,2000年普京上任之後就著手進行媒體改革,打擊俄國向西方金融依賴且一面倒的媒體金融寡頭,在2008年俄喬戰爭之後,現任總理的梅德韋傑夫時任總統也積極支持世界和平基金會並且推動成立戈爾洽科夫公共外交基金會,進行軟實力的建立和公共外交的推動以配合國家崛起所需要的國內外輿論環境。

 

三、俄中是相互取暖嗎?

俄中關係事實上在各自內部都出現許多雜音,其他國家的輿論離間更是永遠少不了的宣傳工作。離間中俄關係幾乎是西方媒體的常態,但是,這不能滿足許多國家自身決策的需求。例如,在中國方面有許多輿論會認為此時俄羅斯正遭受西方經濟制裁,故俄羅斯是依賴中國的經濟援助來度過難關。事實上,俄中關係自蘇聯解體以來都是處於一種相互幫助且互惠互利的方式度過難關。以連雲港的田灣核電廠為例,這主要是始於1992年俄方提供核電廠技術與貸款支持中國的項目,現在連雲港已經成為中國一帶一路經濟計畫的東方橋頭堡。俄羅斯的戰略眼光確實長遠,中國提前償還這項債務給俄羅斯為其經濟下滑中提供實質資金缺口的填補。

當雙邊從“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模式上升到國際金融規範的合作模式時,俄中以本國貨幣結算的方向將逐漸排除西方經濟的操控。甚至,中國還能從俄羅斯那裏得到的核電與武器技術,再行技術轉移投資到其他較為落後的國家。中國在俄中技術合作中是絕對的受益者,俄國換代更新技術能力強,只要中國方面第一次購買數量龐大符合俄羅斯銷售的初步獲利,俄羅斯就不怕後來中國的技術複製,甚至俄國人還能協助進一步的技術研發和器械維修。所以,不論從九十年代的“以物易物”俄中原始經濟階段,再到國際貨幣資金交易的金融電商階段,中國從俄羅斯那裏得到的技術利益並不會少於今天中國提供給俄國的各項融資和借貸;而中國的創新科技技術和質量穩定的日常生活商品也是填補俄羅斯的弱勢項目。

 

四、普京為何率閣員訪中?

當俄中雙邊關係上升到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時,由於各自在國際政治和經濟實力崛起成為全球一方霸主之際,自然引起很多擔憂與揣測,不但其他國家不願意見到俄中越走越近,雙方各自除了普京與習近平兩位領導人之外的周邊,也會出現許多不理解和不情願。所以,普京率領多位副總理等眾閣員訪問中國,就是要再確認俄中關係已經進入實質運行階段,讓其周邊的所有俄羅斯高層都需要親自感受這樣的氣氛與認同這樣的國家方向,並且官員們也需要各就各位開始進行與中國對口單位接洽合作的自身任務,減少官僚主義的不作為障礙。因此,普京的「轉向亞洲」政策不是依賴亞洲的經濟,而是以自身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地緣特點,與亞洲的經濟和安全進行結合互補。這樣的思路必然在俄羅斯遭遇西方經濟制裁的過程中特別鮮明,這對於中國在中美關係之間有摩擦的過程中起到一定的參鑒作用。

如前所述,俄中關係事實上對於雙方是「合則兩利、分則兩害」,這是從地緣關係與歷史經驗給習普兩位領導者擺脫列強宰割並且恢復國力的深刻警惕。因為目前俄中都是處於國力上升階段,兩國都不是體制成熟和制度完善的先進強權國家,而此時西方國家也正值經濟飽和困境以及恐怖主義威脅時期。俄中兩國領導人見面機制成為雙邊促進互信與進行合作的保證與方向,未來這也成為雙邊領導人評判各自在歐亞戰略過程中人才去留以及資金預算的標準。俄中之間積重的歷史恩怨情仇以及中層基層官員對於雙方合作不熟悉都是存在的強大阻力。普京以處理烏克蘭危機、西方經濟制裁與敘利亞危機向俄國自身強大的親西派證明,俄羅斯採用歐亞政策是正確的戰略思維。連俄羅斯最具代表性的親歐派人物卡拉干諾夫最後都不得不承認,歐亞戰略是以俄羅斯西伯利亞暨遠東為中心的戰略,而不是向亞洲搖尾乞憐的低下態度。普京的歐亞戰略也說服了俄羅斯強勢的學術暨政治親西派,證明普京的治國智慧足以領導各界,其危機處理能力使得自身執政聲望穩坐高居。今年年中俄國人民幸福滿意度高達82%。

 

五、結論:亞太和平與台灣角色互為表裡

當俄中雙邊都各自建立起規模龐大的經濟體時,本身又都是資源豐富的國家,說明內需市場如果越是可以自給自足,那個時候,西方的金融風暴與顏色革命企圖給俄中施以嚴重的經濟和政治打擊的機率則越低,這樣俄中雙邊都能確保自身未來至少幾十年的戰略安全,提供了國家長治久安發展所需要的一切基礎。這樣俄羅斯在西方經濟制裁期間所忍受的經濟下滑事實上是“以退為進”的一種忍辱負重,反而給俄羅斯帶來「進口替代」經濟轉型成功的機會,並且借助地緣政治的「轉向亞洲」政策給俄羅斯西伯利亞與遠東經濟開發獲得區域經濟平衡的機會,幾乎成為俄羅斯永遠的政治和經濟避風港。普京的歐亞政策也使得親歐派與親亞派則獲得意見上的協調。此間,英國率先響應加入亞投行並且脫歐都不能不讓人做出外部的因素連結,俄中崛起的前景彷彿成為許多國家重振經濟的新契機。中國的高鐵技術與其他成熟的創新科技技術也希望找到新的市場與買家,因此中美的新科技競爭性強;俄羅斯的武器與航天技術也是持同樣的邏輯,俄羅斯已經降低能源經濟的比例,尋求新興市場與買家也讓俄美產生競爭。那麼,此時俄中的合作都是做出一種國際示範,示範倘若成功,就能為雙方推廣致富。

此次,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北京又帶來了俄中關係意涵,其表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當領導人之間會晤信任機制建立之後,國事訪問也可以是旋風式的,由領導人親自做出拍板定案有助於確認政策的推動與執行,並減少內部輿論壓力;

第二,俄中經濟屬於優勢互補且地緣依賴的關係,當雙邊從“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模式上升到國際金融規範的合作模式時,俄中以本國貨幣結算的方向將逐漸排除西方經濟的干擾,也會達到預期設定的雙邊貿易額度目標;

第三,俄中在國際議題上利益趨同,特別是在全球安全議題上,俄中領導人見面向世人表示在安全問題上俄中領導人可以快速通報並且相互支持,這可以超過結盟所帶來的高度自由度和靈活性,不但具有威攝外部挑釁的打擊力,又不影響各自對外交往的自主性,屬於順勢而為的自然結盟關係模式,擺脫了冷戰傳統集安聯盟思維帶來主權暨經濟的綁架,“領導人外交”將超越軍事聯盟所帶來對各自國家利益的束縛;

第四,俄中合作在亞太地區具有與美國保持安全戰略平衡的能力,當前俄中在沒有正式聯盟的關係之下領導人緊密會晤就是不斷加深俄中溝通無礙的這種印象,減少雙邊內部意見分歧以及嚇阻外部離間;

第五,在中美俄大三角競合的大環境下,如何保有台灣自身的主體意識的同時又能發揮台灣扮演亞太交通樞紐的國際角色地位仍是重要的思路,倘若台灣要避免落入成為區域整合中孤兒之困境,那麼,亞太的和平與穩定仍是台灣需要堅持追求的目標,而維護台灣政治經濟的持續穩定與國際空間的外交擴展將使自身能夠持續往這項國際目標上邁進。

(本專欄作者觀點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