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義鈞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2012-12-14

前言

在今日的全球化世界裡,頻繁的跨國界活動加快全球化的腳步,也挑戰了國際關係以主權為中心(sovereign-centric)的理論,因此以全球網絡導向(global-web-oriented)為研究途徑的學學派(Global Studies)從2000年以來逐漸興起。此一學派,雖然國家體制仍存在於全球化時代內,但是,它卻被迫放棄西伐利亞主權國家的假設,尤其是所謂的主權至上、主權平等、主權互不干涉等原則早已名存實亡在全球化的國家互動中,在轉型的互動中,國家必須依照自身狀態進行調整,以適應日新月異的全球治理現象。因此,全球網絡導向觀點的思維不僅催促全球治理的結果,同時也對傳統主權國家理論產生四個影響,包括:帝國主義再現、國家網絡重組、知識權威改變、和身分認同與國家忠誠度重新配置,這些影響也重新詮釋台灣的全球化故事。

 

帝國主義再現

首先,從全球研究學的分析觀點來看,國際關係的主權平等之假設並不存在,相反地,政經實力較強的強權國家往往與它們所培養的大型跨國企業,影響全球治理的網絡結構與資源配置,因此,要瞭解全球化內容,必須要拋棄主權國家地位平等的思考模式。事實上,由於新帝國主義政府已成為控制全球約三萬七千家跨國公司的資本主義階級利益者的代理人,因此新帝國主義國家在地方、國家、國際層級的經濟互動中,決定性地影響著全球經貿投資活動,同時,這也促成了新帝國主義國家透過WTO、IMF、World Bank產生今日的全球自由貿易市場趨勢,迫使其它國家採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調整該國的經濟結構。此外,為了方便這些新帝國主義國家管理彼此已經串連在一起的國家利益,這些國家因此在全球治理機制中呈現彼此高度互賴現象,換句話說,新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國家資本、權力基礎、與企業利益是彼此互相關連的,它們彼此之間的對抗並不像過去舊帝國主義時代那麼競爭。諷刺的是,全球治理結構的出現反而強化大國權力運作的正當性,例如在今日的金融危機中,美國與中國的合作正被全球社會強烈地期待著,甚至希望成立所謂的G2機制共管全球事務。在台灣的全球化故事中,這些新帝國主義強權所強調的「一個中國」也強烈影響台灣的全球化腳步。儘管不同的一中詮釋與一中政策仍存在著,以便利不同的全球治理機制得以順利運作,然而這些強權在一個中國架構下的合作共識卻限制台灣在全球治理中的參與與表現,並且「合理化」此特殊事件在全球治理網絡互動中。

 

國家網絡重組

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常常誤解地認為國家領土觀念、國家主權內容、以及國家之間的互動內容從未改變過,這也導致此理論習慣以傳統主權中心觀念解釋全球化的內容,他們因此認為全球化僅只是更加「國際化」的展現爾爾。但是,上述的分析過程常常忽略其它全球化參與者在全球治理過程中錯綜複雜的關係,全球研究學因此極力倡導國家網絡和主權思想必須與時漸進,以因應全球政治走向以人類為主體的新安全議題,諸如:全球生態改變、環境政治學、全球電子金融、全球貿易規範、移民控制、傳染病預防、全球勞工權利、人權保障、網際網路安全、以及全球生產鍊穩定等等。全球研究學因此對國家的新定位歸納了以下特色:國家必須重新導向不僅服務其國內人民,而且更需服務全球社會與市場;福利國家信仰消退,轉向追求國家競爭力;國家安全定義已經改變;國家間的聯繫強度已經大幅增加等。以上的國家互動新特色讓原先單純的主權國家體系轉變為多層次的互動結構,在此結構中,國家網絡正從傳統互相認可主權的互動內容,轉變為更密集、多元的國家對全球組織、國家對國家、國家對企業、以及國家對全球公民社會的關係。台灣在服膺國際法規,擱置邦交競賽,強調國家競爭力,頻繁調整社會保險內容,軍隊任務轉型,擴大免簽證範圍等,皆說明其全球化內容正走向全球研究學所強調的國家網絡重組過程。

 

知識權威改變

由於新的時間與空間觀念,造成知識結構改變,並且促成人們重新認識全球社會的現象,因此,全球更緊密的聯繫力不僅鼓勵了反西方理性論點的成長,例如宗教運動和恐怖主義復興,同時也促成了本體論、方法論、和美學的轉變。這種知識權威結構的改變造成了全球研究學的研究重點進一步包含了:單一個人政治影響力的增強、全球市民社會的組成、全球菁英互相聯繫下的崛起影響力、以及全球網路社群菁英的出現。在此趨勢中,國家正逐漸失去過去所習以為常,並且塑造其為唯一知識權威來源的階級制度。由於國家的位階經常取決於知識的建構過程,因此,一個更為多面向的知識建構體系,將使得國家轉變成一個僅僅只是參與建構知識權威的其中一份子,其它的全球治理參與者將可更輕易地參與知識權威的建構。以台灣的例子而言,台灣目前正透過各種自由化機制加速貨物與人口流通,在此過程中,國家疆界可預期性地正逐漸消失,政府權威直接面臨其它全球治理參與者的挑戰,因此,它的權威競逐過程將如同公司之間的競爭過程一樣激烈,導致於國家幣值(新台幣)的穩定性、國家保險與公營銀行的可靠性、中文教育的市場性、中央氣象局預報的準確性、國家中央通訊社的權威性等等都備受其它治理參與者的挑戰,知識權威的建構將因此走向更多面象的競逐。

 

身分認同與國家忠誠度重新配置

最後,主權國家間的不同聯繫網絡以及知識權威的不同來源,將會導致全球政治與本土政治的關係更為錯縱複雜,加速影響人們在全球互動中的身份認同與忠誠度變化,因此,國家身份認同與國家忠誠度展現在全球研究學研究中,將呈現多元存在的情況。也就是說,不同的政治「權威領域」,諸如:國家、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是互相共存、合作、競爭、以及衝擊,這些權威領域經常重疊,並且分享相同的政治空間─例如領土、議題、身份認同、市場、和網路空間等,造成身份認同交錯的現象產生。因此,舊有的記憶與忠誠度將會在全球治理過程中再度被喚起,並且挑戰新的政治認同觀,這也將造成身份認同與國家忠誠度在全球治理過程進行不斷地轉變,甚至形成一個多元的國家認同,以及同時忠誠於不同國家與區域經貿組織的型態存在。因此,國家與國族的聯繫特性正受到不同政治權威領域所挑戰,全球治理也因此逐漸走向多重身分認同與多重國家忠誠度的糾結關係中。在台灣的全球化過程中,因外在權威的滲透、外部文化的影響、以及疆界內國家記憶與身份的演化,使得台灣宛若一個持續膨脹的身份認同「容器」。台灣人、華人、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甚至亞洲人等的多重身份認同也因此多元並存於台灣社會中,並將在全球治理的過程中獲得強化。

 

結論

總而言之,上述的四個現象在各個地區的影響強度是不均勻的,它與該地區在全球治理架構中的地位息息相關。同時,也由於全球研究學揚棄了西發利亞的主權中心思想,改為強調多層治理網絡、多元治理形式、治理活動、以及治理參與者等因素,因此,這套分析全球化的新理論得以被創造、產出、甚至被需求。事實上,全球政治互動遠比任何理論詮釋(尤其是國際關係理論)要來得更錯縱複雜,因此,沒有任何理論是絕對正確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研究學反映出另一種全球化現象的「真實面」。由於全球政治互動的「真實面」必須透過各種不同的詮釋內容來說明,因此,更多面向的全球研究學內容的探索和討論是受到歡迎與鼓勵的。在全球研究學所探討的台灣全球化的故事中,台灣對「主權流失」的擔憂因此被重新詮釋為台灣適應「主權國家理論轉型」的過程;其中,主權(或國家威權)僅存在於其對跨疆界人口、資訊、貨物等的治理能力。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