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駿

致理科技大學國貿系教授,兼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
2017-09-15

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著《註定一戰:美、中能否避開「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應該是2017年國際關係理論類最受關注的書籍之一。

艾利森在書中用「修昔底德陷阱」形容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強國過程中蘊藏的巨大風險。他認為中國的迅速崛起及對美國造成的挑戰,使得兩國「正處於觸發戰爭的碰撞軌道上—除非雙方採取艱難而痛苦的行動避免碰撞。」「修昔底德陷阱」在歐巴馬總統任內已多次被用於形容美中關係的盤根錯節,川普就任後該名詞更凸顯了雙邊關係充滿凶險的不可預測性。 

該書出版前,作者曾於《華盛頓郵報》撰文介紹主要觀點,稍後《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媒體則陸續刊登精彩書評,《金融時報》中文網甚至特別專訪艾利森教授。近來,艾利森又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9-10月號發表了「管理下一個中、美文明衝突」(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他認為中、美之間「文明的不相容性」(civilizationl incompatibility)激化了雙方競爭且難以達成和解。

令人不解的是儘管艾利森刻意避免提到國際關係上的「權力轉移」理論,但全書討論的都是權力轉移案例。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長吳玉山教授認為:「權力轉移理論是完全適應著中國大陸追趕美國的國際現狀,此一高度適用性使這個理論產生了重大的實際影響…無論如何,權力轉移理論都還是最有力的理論分析工具。」以下除介紹該理論外,並回顧其前世、探討其今生、預測其來世。

 

理論

「權力轉移」理論係由奧根斯基(A.F. Kenneth Organski)於1958年在其所著《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書中首次提出,1980年他和古格勒(Jacek Kugler)合著的《戰爭總帳》(War Ledger)一書才算是該理論之完整建構。1996年由古格勒主編之《均勢與戰爭》(Parity and War)明確指出中國因綜合國力不斷提升而逐漸具備對國際現況表達不滿的實力,最終將成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千禧年出版的《權力轉移: 二十一世紀的戰略》(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書更指出,「只要中國大陸繼續對其在國際局勢中所擔任的角色不滿,將是美國唯一潛在的挑戰者。」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際政治權力乃集中於少數國家之手,而戰爭則源自體系內主要國家間綜合國力之差異、成長速度之快慢及對現狀(status quo)之滿意程度。敵對國家或集團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力量呈現均勢(parity)時,戰爭的機率會增加,雙方實力呈現明顯差距時戰爭的可能性降低。發動戰爭者通常為綜合國力較弱但不滿於現狀者,而綜合國力則取決於人口之多寡、政治效率和經濟發展。

「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理論和「權力轉移」理論對國際體系有不同的假設前提,前者認為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後者認為是有層級的(hierarchy),所有的國家都認知這個層級的存在,也瞭解本身權力在此層級中相對應的關係,此種關係隨著各國國力的消長而產生動態變化。

當一國的國力提升後,相對地也會希望在全球或區域階層體系中享有較多的權力。因此,「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引發戰爭的動機主要來自對權力層級內規範的滿意度變化,而大部分的衝突係由不滿意現況的國家期望提高在權力層級中的地位而發生。位於階層體系頂端的國家通常因控制了大部分的財富與權力且制訂相關規則,強權相對較滿意現況因此通常是現況的捍衛者。

 

前世

1990年代中國因經濟快速成長被視為下一個向美國挑戰的國家,故「權力轉移」曾被大陸視為「中國威脅論」的理論打手。《中國為什麼說不》作者之一楊明傑認為:就像二戰結束後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的「遏制蘇聯論」奠定了美國對蘇冷戰的理論基礎,90年代起美國又有人製造「中國威脅論」企圖挑起新冷戰。

當時中國綜合國力雖較弱但對「後天安門」的國際情勢不滿,如1996年兩艘美國航母通過台灣海峽,楊明傑指出:「從國際社會現實分析,中國正在成為潛在的戰爭發起者,美國則是原有國際體系的維護者。正是在這一[權力轉移]理論背景下,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全盤泛起。這種理論首先宣揚中國正在成為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的世界性大國,而且具外侵性。對於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增長,美國一方面十分重視,一方面又十分擔心。」

蘇聯解體後,老布希總統曾謂「新的世界秩序正在艱難形成—一個與我們了解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哈佛大學歷史教授(Odd Arne Westad)認為「後冷戰時期並非美國歷史目標的中斷,而是持續與強化。」幾經興衰,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又維持了大概10年,直到發生9/11事件。

 

今生

奧根斯基於1998年過世後,古格勒成為「權力轉移」理論的掌門人。他在2000年出版的《權力轉移: 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可算是提前為9/11事件後觀察美中關係提供了理論窗口。2004年古格勒當選美國「國際研究學會」(ISA)主席,2005年古格勒和譚門(Ronald L. Tammen)在ISA年會共同發表之《權力轉移與中美衝突》一文被譯成中文刊登於北京清華大學出版之《國際政治科學》期刊(2005年3期,1-20頁),該理論對國際關係的解釋能力才算是被大陸學界所接納。

同年稍後,鄭必堅和王緝思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9~10月號分別撰文制衡「中國威脅論」的攻擊力道。鄭必堅在「中國和平崛起之大國地位」(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文章中試圖說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中國因深受大量貧困人口、資源不足、環境污染、技術落後、社會不安等國內問題的困擾,將長時間專注於國內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中國將以和平的方式獲取技術、資本和資源,絶不會走上侵略、殖民、戰爭、擴張的道路,這就是著名的「和平崛起」理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王緝思教授則在「尋求與美國的穩定關係」(Searching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一文中指出,儘管美國是唯一能對中國國家安全和內部穩定施加壓力並造成實質損害的國家,但尋求與美國的合作關係仍是中國的優先政策選項。

由於權力要素的人口和政治力受外界影響甚小,而經濟發展又以「內生成長」為主,故「權力轉移」理論並不重視國際政治上的「結盟」,但2002年金武桑(Woosang Kim)針對「結盟」(alliance)提出修正。他的研究有三項結論:挑戰者的不滿意、對手國間的權力分配和結盟的程度都會提高衝突的可能性;結盟可提升權力,故可減輕或加劇戰爭的風險;透過技巧的結盟或解盟策略,東亞及其他地區的戰爭危機可獲得管理。金武桑提出的修正相當程度說明了為何閻學通會於2012年大膽地提出應該放棄不結盟政策的建議,乃致剛發行的《大國外交》影集強調習近平外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使中國的「朋友圈覆蓋全球」。

 

來世

2012年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曾指出,「在未來十年,有兩個情況會發生:一是資本的擴張還將繼續不可遏制,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都將繼續擴張自己的資本,所以中國必定還有發展的空間;二是由於我們已經達到美國GDP的48%,購買力也許已經達到70%—80%,從這點來看,所以世界權力出現更多轉移,這不是是否可能的問題,而是已經發生,而且還會越來越明顯。」五年過去了,透過該理論似乎更能看清下列事件可能的發展。

朝核危機: 
根據《註定一戰》中的16個案例,核武器發明後的兩次權力轉移(冷戰結束和統一後的德國崛起)均未發生戰爭,理由是核武使新興大國與老牌強國開戰變得代價太高而得以避開「修昔底德陷阱」嗎?

8月9日川普總統對朝鮮發出的「炮火與怒火」(fire and fury)在亞洲引發起搔動,對某些人而言朝核引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了,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Yoshihide Suga)就表示「日美同盟進一步加強遏制和回應能力極為重要。」

1945年美軍在長崎和廣島投下原子彈結束二戰後,美國核子戰略家布洛迪(Bernard Brodie)得到的結論是「建軍的目的不在贏得戰爭而在避免戰爭」。他認為提高對手發動戰爭可能付出的代價(cost)可以降低戰爭發生的機率,但古格勒認為發動戰爭「不是為了付出的代價(cost)而是為了計算可能的利得(gain)。」難怪有學者認為,金正恩「已多次證明自己是理智的,專注於自己政府的存續。該國的武器計畫旨在遏制戰爭,而非挑起戰爭。」

台獨無望:
「權力轉移」認為國際體系是有層級的(hierarchy),台灣對此假設前提應該是「點滴在心頭」。2004年新加坡在聯合國大會上表示「台灣部份團體推動的台獨是最危險的,將會引發與中國大陸的戰爭,並將其他國家都牽扯進去」,台灣當時的外交部長陳唐山強烈抨擊上述談話,甚至指新加坡是「鼻屎」小國,但稍後對美國前國務卿鮑爾(Colin Powell)「台灣不是主權國家」的談話卻只敢表示「surprise」,由此觀之,國際體系中的國家應該是大小有別的。

2005年古格勒和譚門共同發表的《權力轉移與中美衝突》一文結論指出,「在中國加入國際體制的過程中,如果政府的控制機制失敗,尤其是臺灣問題的困擾而帶來的恐怖和挫折感將可能被導向美國。因此,早日解決臺灣問題對中美雙方都非常重要。如果中美不幸因臺灣問題而發生衝突和戰爭,那麼世界將發現這種結果極端令人不安 。」這或許正是該文被譯成中文且刊登於《國際政治科學》期刊的原因之一。

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殷存毅在《中國評論》月刊8月號「變化的極限:台灣難有特朗普現象」專文中指出,「當下的台灣,…縱使政治或社會千變萬化,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問題…台灣任何當選領導人都不可能迴避這個問題,亦即要在維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否上做出選擇,這不是一個所謂『解構式變化』就能使之消失的問題。」《註定一戰》第九章提供了12條達到和平的「線索」(clues),第11條「結盟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Alliance can be a fatal attraction)中特別提醒台灣,歷史證明條約不全是平等的,美國防衛台灣係以中國是「侵略者」(aggressor)為條件。換句話說,當美國確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蔡英文口中的「這個國家」也就不再有協防的必要了!

中國第一:
奧根斯基在《世界政治》指出:「當某一國家被認定可能發展為強權時,別的國家會逐漸與之示好、靠攏,以便該國一旦成為強權後,不致被其列為敵對之目標。」2014年10月,21個亞洲國家簽署籌組亞投行備忘錄,次月即有4個國家加入。2015年3月則有8個國家申請加入,英、法、德、義大利等歐洲國家迫不及待地表態,實乃不願在創始會員國申請截止前失去向中國示好、靠攏的機會。2017年7月下旬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介紹新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後的座談曾表示「若中國大陸與其他大型新興市場持續成長,並且反映在IMF的表決結構中,IMF總部十年後可能從華府移至北京。」

古格勒曾於2006年7月到台灣主持《2050中國第一?權力轉移理論下的美中台關係之迷思》新書發表會,儘管艾利森的新書刻意避免提到「權力轉移」理論,但他似乎也看到美、中「權力轉移」可能要比2050提早來到。1 


注釋:
1 向駿主編,《2050中國第一?權力轉移理論下的美中臺關係之迷思》(Preventing A Perfect Storm in the Taiwan Strait: A Power Transition Perspective),台北市: 博揚出版社,2006年6月1日。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