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陽山

金門大學講座教授

周耘

德國波昂大學歐盟研究碩士
2017-03-31

截至2015年底為止,全球總共約有1400萬的難民。這些難民主要來自伊拉克、敘利亞、索馬利亞、阿富汗、蘇丹、伊朗、剛果民主共和國、厄利垂亞(Eritrea)、蒲隆地(Burundi)和緬甸。而在這十個國家中,有六個位於「大中東」地區(大中東係指從北非、西亞、中亞至巴基斯坦)。這是因為歐美國家推動「顏色革命」,對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等威權政體採取顛覆丶政變甚至推動內戰等極端手段,迫使各國內部政治秩序丕變,同時也造成當地的社會動盪丶經濟倒退,極端勢力竄起,最後導致老百姓流離失所、上千萬難民無家可歸,這正是歐美大西洋聯盟實施干涉主義(interventionism)政策直接造成的惡果。

在歐盟面對難民危機的同時,美國為大中東難民問題所做的是卻少之又少。據華府智庫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調查,從2001年至2016年,美國只收了約1萬8000名左右的敘利亞難民,遠少於歐盟在敘利亞內戰爆發後,費盡心力安置的90萬到100萬名難民。

前加拿大自由黨黨魁、哈佛大學教授、現任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校長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對此語重心長的表示,比歐盟國家更有條件接納移民的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實在應該擔負起接收中東難民的責任,尤其是2003年推動伊拉克戰爭始作俑者的美國。美國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起應負的責任,而歐盟則應該反省它長期習以為常的干涉性政策。這才是造成今天大中東地區社會動盪丶難民流竄的根源。

葉禮庭所言不虛。「大中東」地區從2001年開始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響,面臨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衝擊,包括摩洛哥、葉門、埃及、利比亞、敍利亞、蘇丹等國,都出現了領導人垮臺、軍事政變、族群衝突及極端宗教勢力的挑戰,隨後一連串的內戰與難民危機,直接衝擊臨近的歐洲區域安全,使歐洲一體化與申根協議都面臨挑戰,從英國脫歐到中東歐各國拒絕分擔難民配額,甚至出現「應否退出歐盟」的重大考驗,大中東的難民問題引發人們的質疑:歐洲與美國所採取的干涉主義政策,究竟能否帶來真實的、穩定的民主?如果歐美的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而且必須強力推廣到全球,甚至不惜運用政變、顛覆、內戰、革命等激進手段,推動民主化的戰略目標,那麼如何在推翻威權之後重建民主,建立強勢穩定的政府,持續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就成為干涉主義政策的最大挑戰了。

但美國的作法是失敗的。它的戰略目標和具體作法相互矛盾,甚至自相衝突。希拉蕊擔任國務卿時支持反抗軍推翻利比亞強人格達費,雖然推翻了威權專制,卻因無法控制反抗軍,造成美國大使和外交官被殺害,顯然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也無法解決利比亞的民主重建問題,可説是干涉主義政策的重大失敗。

同樣的,歐巴馬總統扶植敘利亞的溫和叛軍,對抗ISIS(伊斯蘭國)的努力也是失敗。後來卻由俄羅斯與法國採取聯手軍事行動,有效打擊和抑制ISIS的發展。另外,艾爾多安總統指責美國介入土耳其的軍事政變,反而讓他藉機整粛軍隊、媒體和大學,威行專制,造成土國民主化與自由化的倒退。雖然美國威脅將迫使土耳其退出北約,實際上卻逼迫其向俄羅斯靠攏。而北約和歐盟又亟需土耳其的協助,以阻擋回教極端勢力的蔓延,並解決棘手的歐洲難民問題。

由此看來,干涉主義措施既不符合歐美自身利益,也未能體現人道主義及人權保障的戰略目標,而且還造成此一地區的紛亂與不安,使政治穏定變成泡影。川普在大選時提出與希拉蕊完全相異的孤立主義政策,正反映許多美國人對大中東干涉政策的強烈不滿,而川普在當選總統後針對七個以回教徒為主的國家推行的旅行禁令,以反恐為由拒斥難民,表現出一派事不關己的態度。這充分說明干涉主義已告失敗。

然而,更為嚴重的是,美國的失敗不但引發了歐洲的難民危機,而且造成歐盟內部分歧,而與美國親近的英國和中東歐各國,卻都反對歐盟的人道措施和接納政策,甚至威脅退出歐盟,導致歐盟內部整合的危機。而如何解決歐洲難民問題和內部恐怖主義的威脅,已成為當前歐盟心頭之患。

歐盟究竟怎麼辦?是繼續支持美國的干涉政策?還是分道揚鑣,以自身利益為考量,協助大中東各國推動內部重建,建立起穩定的強勢政府?這是吸引這些難民和移民儘早回到祖國、重建家園的根本之道。當然,其中有一項基本前提,那就是必須放棄「西方優越論」的本位立場,正視並尊重大中東國家的基本價值和文明傳統,而這也正是「阿拉伯之春」與「顏色革命」未能成功的主因。

若就伊朗和土耳其為例,這兩國在大中東地區中是少數社會穩定,政治安定的國家,雖然他們並不符合西方的自由民主標準,卻能維持有效治理。歐美應尊重他們的政治制度和價值選擇,而不應迫使其選擇西方的民主制度。這也正是中國所堅持的務實外交路線,尊重不同文明的價值體系,並與各國人民合作,廣交朋友丶互利雙贏。

相對於歐美採取的干涉主義政策,中國堅持應尊重各國的文化傳統與制度選擇,不干涉內政,包括「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設立,都強調支持各國推動基礎建設,改善人民生計,而不強求各國調整基本政策或改變既有的體制。對此,歐美大國普遍感到不滿,覺得中國是個坐享其成的受益者,但中國的作法與其在國際關係中的定位不謀而合,也與中國傳統的王道思想與天下觀思維一脈相承。

相對於西方國家長久以來在大中東地區展現的殖民統治與霸權主義,中國通過向大中東國家輸出廉價服務和製成品,也向當地民眾提供改善工業化發展的基礎建設和技術資源;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大陸的具體作法是:進口中國本身缺乏的石油、天然氣和原料,出口各類相對廉宜的工業和服務業產品,同時協助當地培訓自身的人才隊伍,進一步發展內部各項建設。這是一項平等互惠的雙贏策略,卻不會帶來歐美國干涉主義政策的沈重後果。一方面,中國幫助當地各國振興經濟;另一方面,卻不干涉內政,避免了歐美國家干涉政策給大中東國家帶來的壓力與災難,也不致引發當地政府與民眾對干涉政策的反彈。

中國大陸採取不干涉政策的源頭,是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所強調的「王霸之分」。中國過去一向堅持王道與和平,除非是外敵入侵,否則絕不輕啓戰端。自古以來,中國即有一套對應周邊異族和異文化地區的王道作為,包括和親丶懷柔丶羈縻丶朝貢等具體措施,非到最後萬不得已,才會採取制裁性的武力征伐。相對的,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卻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往往藉霸權主義和殖民統治,強取豪奪各國的原料和資源,對亞洲丶非洲丶拉丁美洲國家採取霸淩的作法,並實施強制性的干涉主義。表面看來,是為了推動西方自我為中心的普世價值;實際上,卻是基於各國的自身利害,強迫非西方國家必須就範。

基於此,接受西方教育,而且篤信基督教的孫中山,本於對歐美國家的深度理解,在一百年前旅日時特別告誡崇尚西化的日本人,切莫為「西方霸道之鷹犬」,而要做「東方王道之干城」。但日本人始終不能理解此中深蘊,不但經歷了二次大戰軍國主義的全面挫敗,以及「脫亞入歐」的教訓,迄今仍未能擺脫「甘為霸道鷹犬」的命運。

相對的,中國卻在短短十幾年𥚃,堅持王道思想與務實主義,不干涉他國內政,從2000年GDP一兆美元,成長到目前已逾十兆美元。而且是成倍數的超越了德國丶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採取不干涉主義,尊重各國的不同文化傳統和制度選擇,正是它在國際舞臺上快速崛起的主因。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接受訪問時指出,這可能與中華文化傳統的博大精深,寬容而不排他,以及未信奉一神教有關,這恐怕正是中國得以超越宗教與信仰的藩籬,和諧與共,成為眾多中東國家最大貿易夥伴的關鍵因素。中國也因此迴避了被當地穆斯林認定為文化侵略者或政治敵對者的窘境。

這就是中國大陸當前對外政策的重心所在。不但採取務實主義路線,重視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對話與共容,同時也尊重不同國家和民族的制度定位和價值選擇。這不但是基於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而且也充分尊重其他文明的傳統價值,不會硬將中國自身的價值標準強行置入。基於此,中國的不干涉政策正是它能夠和平崛起和快速發展的主因,也是它逐漸成為大中東地區第一大貿易夥伴,同時維持雙向和平交往、互利雙贏,卻又能超越西方干涉主義困境的關鍵背景。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