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仲

台灣大陸地區高校學生協會理事長
2017-04-21
 

一、前言

美國總統川普在7日和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舉行第一次會晤,會前美中在圍繞兩國經貿磨擦、東海和南海海域及空域的軍力對峙、國際戰略競爭、台灣議題乃至北韓導彈危機、敘利亞內戰等重大爭議,都存在嚴重的分歧。儘管雙方努力營造美中元首首度會晤的友好氣氛,並且全面對爭議性議題交換意見,但終究無法跨越彼此巨大的鴻溝,重大議題沒有達成任何具體共議。

中美兩個當前影響力最大國家的第一次元首會晤,結果正好投射出橫亙在兩國關係中二個巨大陷阱的巨大陰影:「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這兩個定義上相互作用的陷阱,正是中美兩國戰略互疑和互競關係的最佳說明。

 

二、「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是源于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一書中提出「崛起大國與守成霸權之間戰爭不可避免」的假設,也是現代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的重要理論依據。修昔底德陷阱基本上是從大國爭霸出發,因為爭霸導致戰爭、而戰爭被視為是掠奪領土資源、人口財富的最低成本和最快捷的路徑。殖民主義擴張時代,大英帝國戰勝西班牙無敵艦隊、英法爭霸、再到拿破崙帝國戰爭、俄國擴張,以及二戰時期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盛行等,證明一個崛起的大國和既存強國間,不可避免的將走向戰爭。

1980年美國作家赫爾曼·沃克首次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用來警告美蘇之間衝突的風險;2012年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再次對這個歷史隱喻進行量化研究,並運用到對中美結構性矛盾的論述中。在研究了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互動的16個案例,發現多數走向了戰爭,只有四例(包括美蘇冷戰)得以用非戰爭的方式處置利益衝突。[i]自此,中美會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爭議成為熱門話題,反映了西方對美國衰落的焦慮和對中國崛起的擔心。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1月初在法國歐洲新聞網刊文指出,川普制定對中政策時應該當心有前車之鑒的陷阱和難題。其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如果一個現存的大國(如美國)視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如中國)為威脅,戰爭將變得不可避免;但川普更需要注意的是「金德爾伯格難題」,即中國在國際上不是展示強大,而是示弱。他質疑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不斷壯大,是否會為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貢獻自己的力量?他暗示美國新政府應該讓中國承擔更多的世界責任,以避免美國由於承擔太多責任而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ii]所謂「金德爾伯格陷阱」是查理斯.金德爾伯格所創。查理斯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在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國後未能在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方面取代英國的角色,在全球合作體系中繼續搭便車。其結果是全球體系崩潰,世界經濟蕭條和世界大戰。

 

三、中國的反擊

關於「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學者普遍認為,從19世紀末開始的美國崛起並沒有與守成霸權英國發生過戰爭,相反,美英在一戰、二戰中並肩作戰;而且20世紀下半葉,蘇聯與美國全球爭霸並未發生戰爭;二戰後的德國、日本相繼崛起,和美國也沒有發生過戰爭,反而在20世紀與美國發生戰爭的,如越南、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等都無意、也沒有實力與美國爭霸。

就中方學者而言,戰爭是最後的被迫手段,如《孫子兵法》:「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古代聖賢也不斷提醒歷代君王要警惕「國霸必衰」,因而中國歷代戰爭多半是外敵的防禦,而非對外侵略。同時在21世紀,戰爭對於提升一國國家實力越來越不合算,甚至越發動戰爭、衰弱得越快。以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為例,10多年戰爭耗費美國約2萬億美元軍費,導致3.6萬美軍傷亡,本國經濟占全球GDP由2002年的33%下降到2015年的24%。正如美國學者大衛·梅森在《美國世紀的終結》中的評價,戰爭使美國在尋找絕對安全的徒然折騰中自我毀滅。[iii]

習近平在2013年和美國總統歐巴馬「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時提出中美要「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其核心義旨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中方學者據此主張中國始終強調對美戰略都圍繞著迴避戰爭、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心思想而展開,中國無意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更無意以軍事方式挑起一場對美戰爭。不過,中方依舊認為美國是決定中國能否和平崛起的主要外部國家因素,對美國「重返亞洲」策略抱持猜疑甚至是敵對的評估,未來五年積極擴張軍備以防美軍攻擊的主張,仍然是解放軍的主流思想。

其次,關於「金德爾伯格陷阱」,中方認為目前全球面臨的諸多嚴重挑戰,比如敘利亞難民、國際恐怖主義、朝核危機等,都與美國錯誤的政策息息相關。美國已經不再是世界問題的解決者,反而是問題本身。在過去的30年裡,中國一直是全球既有治理體系的融入者和參與者,儘管這一體系有著諸多的不公,但中國仍然強調以漸進的方式來謀求體系的改革。從2008年開始,中國為全球治理提供包括對清邁倡議多邊化的資金、對IMF和世界銀行的注資;不僅如此,中國也開始在制度建設上為全球治理作出貢獻,比如「一帶一路」倡議和2014年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而從2016年開始,特別是以G20杭州峰會為起點,中國開始在全球治理提供中方模式,實現了從資金供給、制度建設到理念創新三個階段。與長期拖欠聯合國會費的美國相比,中國目前已經是第三大會費繳納國、第二大維和經費貢獻國。[iv]因此,美國不應擔心中國是否會為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貢獻自己的力量,而是更應擔心美國是否還有意願和正確的手段這樣做。

 

四、代結語:習川會透露的機會與困境

正因中美關係始終存在戰略互疑和競爭,不論是「修昔底德陷阱」或「金德爾伯格陷阱」,都帶有中國可能取代美國霸主地位的前題假設。雖然中方認為,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強調開放、包容、共用和綠色四大理念,和美國宣導的自由、民主、人權和法制為基礎的全球治理體系並非截然對立的關係,而是相互補充甚至還有繼承。[v]但對美方而言,這代表不但要接受中國崛起、甚至是得讓出領導者的地位。

從此次川習會安排的全過程能發現,這兩個論爭所代表的對抗性思維無所不在。自川普去年當選總統以來,美中雙方便雜音頻傳,習川會重大議題都沒有進展,雙方只在建立關係、確定既有協商機制繼續運行獲得成果,中美顯然在貿易問題、朝鮮半島核問題、南海問題等一系列熱點爭議仍有待協商,未來仍需要更多時間磨合、甚至還會爆出火花。

中方將習川會定位為是出訪時的順道行程,是禮儀性會晤;川普同樣選擇在自己的私人莊園上,讓包括第一夫人、女兒、女婿在內的家人參與晚宴。儘管習近平強調中美兩國關係好、不僅對兩國和兩國人民有利,對世界也有利;「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但川普刻意公開表示,和習沒有一件談成,沒有收穫;並且在晚宴進行時,美國發動對敘利亞的戰斧飛彈攻擊,讓習近平意外且為難;背後是否帶有震懾北京和北韓的意圖,又引發中方的一連串猜忌。

習近平在習川會中提出四要:要充分用好新建立的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路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4個高級別對話合作機制;要做大合作蛋糕,制定重點合作清單,爭取多些早期收穫;要妥善處理敏感問題,建設性管控分歧;要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共同推動有關地區熱點問題妥善處理和解決;但川普只表示,美中兩國作為世界大國責任重大,應該就重要問題保持溝通和協調,可以共同辦成一些大事。同時,反中的保守派大將、川普的最高顧問班農也參加晚宴,顯示華盛頓傳班農不再參加國安會議可能失勢的說法,並不正確。因而未來美中各項協商,依舊困難重重,前述二個陷阱也仍然亮著紅燈,警示著美中關係仍然可能隨時生變。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