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建國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兼代理所長
2018-08-24
 

壹、前言

兩岸關係必須擺在美中台三邊關係的框架裡才能得到更周延的意像,已經是學界的常識,但是,在美中台三邊關係的分析框架中(包括單層賽局和雙層賽局),如何安排各項影響因素的主從輕重,不同的研究者難免會有個人的偏好。本文作者認為,經濟利益或成本效益的經濟規律是探討美中台三邊關係時,越來越需要得到重視的影響因素。這一方面是因為兩岸經貿關係對台灣的影響已經大到不可忽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美貿易磨擦越演越烈,台灣不能不在如何選邊的問題上做審慎思考。

在中美貿易磨擦乃至於國力競賽的博弈中,台灣究竟該往那邊靠?政治立場不同的人或許在主觀上會有不同的選擇,但是,從經濟利益的考量出發,成本效益的客觀規律是不會隨政治考量而改變的。本文試圖藉由生產網絡和社會網絡這兩種網絡分析的視角,來說明台灣在經濟利益上對中國大陸的需求遠高於美國的原因,希望能夠透過本文的分析為台灣如何因應美中衝突提供一些看問題的參考點。

 

貳、生產網絡的視角

生產網絡(production network)是新經濟地理學用來探討產業發展和經貿往來空間分布情形的重要概念。國際貿易的常識告訴我們,國家與國家或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由於要素禀賦不同,依據比較優勢互通有無,彼此都能獲利,因此形成了國際之間產業分工和相互貿易的需求。過去,這些分工和貿易主要出現在最終的消費品上,19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擴大加深,有越來越多的產業和產品,被分割為碎片化(fragmented)的工序和零組件,分散在不同的國家生產和組裝,形成了供應鏈上產業內乃至於產品內的跨境組合。我們如果把這些產品供應鏈攤開在地圖上,觀察其中要素流通和產業群聚的地理分佈情形與交織串聯狀況,就得出了生產網絡的分析。

雖然通訊和運輸技術的進步,使得生產網絡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得以大幅擴張,但是,運輸成本、靠近市場、和集聚效應等等因素,則會限制擴張的幅度,並且促使生產要素的流動出現地理集中現象。從全球格局來觀察跨國生產網絡的分布,可以發現到區域化的走向,同時,主要形成了歐盟(特別是德國與東歐)、美國與墨西哥(或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東亞地區這幾個比較顯著的區域生產網絡。其中,與海峽兩岸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東亞(區域)生產網絡。

東亞生產網絡的核心或樞紐原本是由日本擔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亞地區的產業發展曾經出現過「雁行模式」的現象,就是工業先進的日本,先將本身的夕陽產業向韓國和台灣移轉;韓國和台灣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再將夕陽產業向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移轉。這種由日本扮演飛行雁陣中的領頭大雁,向兩旁小雁做產業梯次移轉的過程,曾經是理解東亞地區產業發展脈動很好的視角。

由日本擔當東亞生產網絡龍頭的情形,在進入21世紀之後產生了變化。這個變化的主要脈動是,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推進,龐大的市場規模、相對低廉的勞動力供應、和政府產業政策的強力支撐,搭配上產品供應鏈碎片化程度加深,零組件貿易份額增長,以及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大陸成立自由貿易區,東亞生產網絡在全球經濟舞台的份量不斷加重,逐漸成為各個區域經濟板塊中,參與成員最多、生產品項最廣、創造價值最大、增長速度最快的一個生產網絡。同時,在這個生產網絡中,中國大陸的份量不斷上升,日本的份量逐步下降,整個運作的樞紐或核心,逐漸從日本轉移到了中國大陸。

從生產網絡的視角出發,當全球經濟一體化促使產品供應鏈邁向跨境布局的時候,有需要在境外成立工廠,或者有需要在境外找尋合作夥伴的廠商,很自然地會先往地理距離鄰近、要素供給充份、市場規模夠大,因而在生產和銷售上具有優勢的地點移動。順著這樣的邏輯來看台灣海峽兩岸之間的產業合作與經貿往來,我們發現,地理距離鄰近的先天條件和產業群聚成形的後天配套,為兩岸的產業合作與經貿往來提供了相對有利的基礎。

兩岸之間雖然隔著臺灣海峽,但是,距離不遠。隨著兩岸直航開啟、大陸交通設施改善、以及大陸物流業進步,兩岸之間要素流通與組合的運輸成本得以降低,可以串聯出具有競爭優勢的生產網絡。同時,台商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形成了許多產業群聚,發揮了相互支援的功能。近年來,這些群聚中競爭力較強且積極性較高的台灣廠商,配合大陸經營環境的變化和官方政策的導引,邁開了移轉或者擴增生產據點的步伐,在大陸其他地區或城市建立了更多的產業群聚,使得許多台商得以擴大生產規模,成為全球性的大廠。

換句話說,基於地理距離鄰近可以降低運輸成本,產業群聚會發揮集聚效應和產生路徑依賴作用,再加上大陸的市場規模龐大、經濟增長快速、和基礎設施改善,台灣的企業在進行跨境佈局時,優先考慮連結大陸,本是順理成章之事。同時,大陸本身也培養出了許多世界級的大企業,有能力主導產品供應鏈的串聯,它們在組合產品供應鏈時,也會考慮到運輸成本和集聚效應,因而對於地理距離鄰近的台灣特別青睞。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台灣的出口有百分之四十是前往中國大陸,其中,碎片化程度最高的電子資訊產業所占的比重最大。

除了透過生產網絡的分析可以觀察到兩岸之間進行產業分工和經貿往來的利基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網絡分析的途徑,也可以顯示出兩岸藉由優勢互補組合,邁向經濟整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就是新經濟社會學中有關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分析,以下做一些說明。

 

參、社會網絡的視角

新經濟社會學認為,經濟活動是鑲嵌在社會結構或社會制度中的,這些活動牽涉到個人、角色、群體、以及組織等等多層次社會單位之間的關係模式,要分析這些關係對於經濟運行的影響,就必須要發展出分析這種關係的工具,「社會網絡」就是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分析工具或切入視角。

從社會網絡的視角看產業分工或經貿往來,生產網絡的串聯除了受到地理條件的導引與限制外,也會受到社會文化和人脈連結的影響,進而決定買賣是否能達成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高低。即便是在講究成本效益的資本主義現代市場中,經濟活動還是鑲嵌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裡,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談起生意,總是比同個社會文化背景的人要麻煩些。所以,當我們理解經濟活動時,不能忽略掉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社會文化因素對於經濟活動或產業發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最主要的影響就是交易成本的高低。做買賣的雙方如果語言不通,做事習慣不同,完成交易所支付的信息蒐集和溝通協調的成本就會比較高。海峽兩岸由於同文同種,沒有語言文化上的障礙,兩岸做生意可以減少交易成本的支付,這是兩岸之間進行產業分工和經貿往來的利基。同時,由於語言文字相通,海峽兩岸可以在互聯網上形成沒有空間和文化障礙的互動關係,更進一步減少地理距離的影響。於是,台灣企業在產業分工和經貿往來上,自然會產生與中國大陸連結的偏好。

除了強調經濟活動的社會文化鑲嵌性之外,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還認為,人類社會實際的經濟活動或交易行為,並不像新古典經濟學家所主張的那樣,發生在抽象的自由市場當中,循著邊際效用遞減的法則,找到產品適當的價位和供應量,達到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平衡。新經濟社會學認為,經濟活動實際上是鑲嵌在一張張的人際關係或社會網絡裡,人際關係的串連或社會網絡的運行則會受到文化背景、制度規範、地理範圍、和交友情況等等因素的影響。

從這樣的視角切入,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兩岸經濟社會關係的密不可分。自從蔣經國在1987年底開放台灣同胞赴大陸探親之後,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確定了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路線以來,大量台商和台幹湧入大陸市場。這些台商和台幹在大陸工作與生活所開拓出來的人脈關係和所積累的在地知識,形成了一張張的社會網絡。這些社會網絡構成了一個個可以交換信息和聚攏資源的平台,這些平台為兩岸推動產業分工和經貿往來鋪奠了基礎,有利於兩岸形成優勢互補的組合,攜手賺全世界的錢。

 

肆、經濟利益與政治考量

台灣是一個規模比較小的經濟體,無法靠本身的市場縱深來支撐完整的產品供應鏈,所以,大部分的產業發展都必須考量如何串聯境外的生產要素和開拓境外的市場空間。從成本效益的法則來看台灣產業的對外連結之路,很清楚的是,善用大陸的互補要素,是台灣產業發展較佳的選擇。生產網絡和社會網絡的分析告訴我們,兩岸地理距離鄰近、語言文化相通,再加上台商在大陸已經形成了產業聚落並開拓出一定的人脈連結,所以,兩岸進行產業分工和經貿往來可以享有比較低廉的運輸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時,大陸擁有龐大的市場規模和強勁的成長動能,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大陸對於全球經濟成長率的貢獻基本上都是美國的兩倍以上。在前述這些先天條件和後天形勢的制約下,台灣如何在中美衝突中選邊,其實不難做出抉擇。

事實上,從生產網絡的視角切入,我們還會發現,在川普發動的貿易戰中,同屬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和韓國,是唇齒相依的命運共同體。進入21世紀之後,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樞紐雖然從日本轉移到了中國大陸,但網絡中各個成員的產業關聯性並沒有降低,甚至於因為高科技產品更細緻的分工,使得產品供應鏈之內的貿易往來更加緊密。

由中國大陸出口到美國,造成美國出現巨額貿易逆差的許多產品,它們的供應鏈組合主要是鑲嵌在東亞區域生產網絡裡,這些產品供應鏈的結構通常是由日本供應上游的高端原料和零組件,韓國和台灣供應中游的半成品和零組件,大陸供應較低端的零組件和完成組裝,再賣到美國。從產品加值的角度來說,通常日本拿走最大比例的利潤,然後是韓國和台灣,再來才是中國大陸(其實擁有品牌和重要專利技術的美國廠商,更是最大的受益者)。只是因為大陸是最終產品的出口地,大量順差就表現在中美貿易之間。

換句話說,中日韓台是中美貿易共同的受益者,共享中國大陸出口到美國所導致的順差。如果我們把這些順差的利益分成做個解析,以絕對金額來說,大概日本賺了最多,其次是韓國和台灣,再來才是中國大陸。不過,如果談平均個人所享有的順差額,恐怕台灣才是中國大陸對美國貿易順差最大的受益者。當美國向從大陸進口的商品加徵關稅的時候,被打擊的不只是中國大陸,還連帶影響日本、韓國、和台灣。所以,貿易摩擦不只是發生在美國和大陸之間,還發生在美國和東亞生產網絡之間,如果從平均每人受害的程度來說,台灣可是首當其衝。從這樣的視角出發,在中美貿易摩擦裡,台灣應該和誰站在同一邊,自然很清楚了。

不過,經濟利益的得失固然很清楚,台灣在中美之間的靠邊顯然不只是個經濟議題,還是個政治議題。多年來,台灣方面習慣於將美國視為最重要的盟友,把大陸當作敵人。蔡英文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就明白表示,台灣的經濟發展要設法和大陸脫勾,以「擺脫以往過於依賴單一經濟體的現象」。所以,她將台灣產業分工和經貿往來的前途寄託在「新南向政策」上,同時,在中美衝突中往美國方面傾斜。這是政治考量掛帥的思考方式和戰略選擇,問題就在於這樣的作法會為台灣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1992年鄧小平確定中國大陸要繼續走改革開放的路線時,大陸的GDP大約只有台灣的2.2倍,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的2017年,大陸的GDP已經是將近台灣的22倍。雖然大陸的經濟成長近年來出現了下滑的趨勢,但是,林毅夫的評估認為,中國大陸應該有能力在未來10年維持6%以上的成長率。如果大陸做到了,就意味意著大陸每年會增加1.3個以上台灣的經濟量體,並且在2030年以前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如果我們把這個趨勢視為機會,這個機會大得不得了;如果我們把它當成威脅,這個威脅恐怕是難以承受之重。

中國大陸的成長壯大到底對台灣是機會還是威脅?繫乎我們如何界定兩岸乃至於美中台三邊關係。不過,不管我們把中國大陸當成敵人,甘願作為美國阻撓中國大陸成長壯大的棋子;或者,承認「九二共識」,認定「兩岸一家親」,尋求兩岸關係相向而行,成本效益的經濟規律都約束著台灣產業發展和經濟成長的選擇空間和可行路徑,並且明白地告訴我們,少了大陸方面的善意,台灣的經濟沒有好的出路。

 

伍、結語

本文藉由生產網絡和社會網絡這兩個網絡分析的視角,說明兩岸關係本質上的一些特性。這兩個網絡分析的視角告訴我們,由於先天方面地理距離、語言文化、和市場規模的制約,以及後天方面供應鏈組成、人脈串連、和成長速度的推移,台灣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大陸。善用大陸的生產要素,在產業分工和經貿往來上進行優勢互補的交流合作,是台灣促進產業發展和經濟成長最佳的選擇,不此之圖,而想要另闢蹊徑,就必然要為這樣的政治操作付出相應的經濟代價。台灣之所以陷入「悶經濟」的困境,就是政治考量干擾下,不願面對現實,不肯順應經濟規律辦事的結果。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