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駿

致理科技大學國貿系教授兼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
2018-07-31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6月3日出席長風基金會、台灣研究基金會共同舉辦的「從西方中心到後西方世界」研討會探討大戰略時指出,到中國會聽到很多中國人說:「我們沒有大戰略,但美國有,就是要對中國進行圍堵」,但到了美國他們會說:「美國沒有大戰略,而中國有大戰略要來挑戰美國」,可見大戰略有認知上的不同。但對川普總統外交政策最不可能出錯的批評大概就是「缺乏大戰略」(lack of a grand strategy)。
 
「大戰略」是綜合運用國家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總體戰略資源,在全球範圍內追求其本身利益的藝術。英國戰略家李德·哈特爵士(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將「大戰略」定義為最高層次的戰略。戰略學者鈕先鐘曾指出「美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新創的國家戰略,即為歐洲人所早已慣用的大戰略,這兩個名詞之間實際上可以畫等號。」儘管美國素以大戰略謀劃著稱,但美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前所長約翰·柯林斯(John M. Collins)在1973年所著《大戰略》(Grand strate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一書中指出:「孫子是古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他於公元前400年至320年間寫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孫子兵法上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即屬「大戰略」層次,講求持盈保泰、建立國力、追求和平,強調避免戰爭、不戰屈人、不戰而勝。
 

美國大戰略

二戰後對美國「大戰略」貢獻最大的當屬肯楠(George Kennan)。他於1946年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任職時在一封長達五千多字的「長電報」中指出必須遏阻蘇聯擴張,而1947年他以X為筆名在《外交事務》期刊上提出的圍堵(containment) 概念則成為美國冷戰時期外交的主軸。雖然冷戰期間美國「大戰略」的正式文件「國家安全會議第68號備忘錄」(NSC-68)係由肯楠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一職的繼任者尼茲(Paul Nitze)在1950年所提出,但其大戰略構想實濫觴於肯楠的圍堵概念。

曾以《喬治·肯南傳記》(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一書獲得2012年普立茲傳記獎的耶魯大學教授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把其生平對治國人才成敗的思考都寫進了2018年的出版的《關於大戰略》(On Grand Strategy),他在書中指出「和平與繁榮並不能被確保,呵護和維持它們需要智慧、一種歷史責任感,以及尊重時間、空間和規模的理智。在這些危險的日子裡,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個未經訓練的人來充當我們國家這艘船的舵手。」川普似乎屬於「未經訓練的人」。

為因應中國的崛起,2010年美國以南海問題為藉口提出「重返亞洲」的新戰略,開始在東亞建立反中統一戰線,企圖結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圍堵中國。2011年11月,前總統歐巴馬在澳洲國會介紹其「重返亞洲」核心目標是:維持穩定的安全環境,及建立在經濟開放、和平解決爭端、對普世權利和自由的尊重之上的區域秩序。「重返亞太」是歐巴馬大戰略目標,手段則是「參加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因為唯有加入TPP「我們才能制定有利於美國中產階級的貿易規則。」《金融時報》總編輯巴貝爾(Lionel Barber)曾謂「未來的歷史學家會提出一個問題:2011年11月美國重返太平洋,是否標誌著美國與中國這個崛起中的超級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可逆轉地升級?古往今來,不能容納崛起中的大國—或者說,崛起中的大國不能適應現有的國家體系—從來都是衝突的源頭。」

2010~ 2013年曾任歐巴馬國家安全顧問的多尼隆(Tom Donilon)認為「歐巴馬總統將活力十足的亞太地區升級為我們的戰略重點之一,這表明瞭他的決心:那就是不能讓我們國家的航船由於危機的盛行而偏離航道。有些國際準則必須成為我們共同未來的根基,強化這些準則、並確保各國政府遵循這些準則—我們每一個國家都將更為安全,也更加繁榮。」歐巴馬有時因讓美國退出領導角色而受批評,但在某種程度上歐巴馬算是接受了全球權力轉移的現實。

 

川普有大戰略嗎?

川普上任以來所有政策都以「美國優先」為指導,但「美國優先」能算是大戰略嗎?以他不斷對各國揮舞關稅巨棒的政策為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與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喬飛(Josef Joffe)認為川普對中國的貿易戰實在是「不怎麼大戰略」( Not- So- Grand Strategy)。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則認為「川普的貿易政策違背了所有戰略準則,他做到了美國的對手未能做到的事:讓全世界團結起來反對美國。」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對其政策有相當貼切的形容:「川普上臺以來的所作所為,體現的不僅僅是『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看起來更像是『美國獨行』(American Alone)。」「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資深研究員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在《馬可波羅世界的回歸:戰爭、戰略和美國利益》(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 War, Strategy, and American Interests)一書中強烈批判川普毫無大戰略,其政策不應被歸入現實主義流派。

2018年6月的七國集團(G7)峰會終於讓川普嘗到「缺乏大戰略」的苦果。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在2018思想者論壇的主題演講中指出,「未來學家一定會說今天,2018年6月10日,會成為西方歷史上非常黑暗的一天,因為我們看到美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總統竟然用如此惡劣的言語詆毀七國集團的歷史作用,這是整個西方的悲哀,美國作出如此表態,可見西方體系和價值觀正在不斷垮臺和崩潰。」

川普及其團隊執意與中國打貿易戰,不僅是為了解決貿易失衡的問題,而是要對中國崛起釜底抽薪,防止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領袖。然而,川普從國際組織和國際協定「退群」退上了癮,在考慮退出世界貿易組織的同時,似乎也正考慮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徹底搞垮歐盟。如果這是白宮的「終極計劃」,那維持戰後七十年國際秩序和架構將要發生重大變化,世界將進入動盪的局面。
 

中國大戰略

川普上任後第一個簽署的外交文件就是宣布退出「圍堵中國」的TPP,從大戰略的角度看中國應該感到慶幸。但對川普藉口「美國優先」對中國予取予求這種「缺乏大戰略」的無知絕無容忍的必要。中國的大戰略又是甚麼呢?

2014年鄭必堅在《中國發展大戰略》的序文中寫到「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利益匯合點』,已是一種客觀存在。2008年以來,中國與世界各國,尤其是二十國集團成員國家和經濟體,攜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就是特定條件下各方利益的最大匯合點。現在,中國與美國等主要經濟體之間,需要相互適應與調整,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後的世界變化,和各自國內結構調整,這又應成為各方新的利益匯合點。這方面,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就是中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互補和相互依存,正在由貿易領域向投資領域擴展,國際投資合作正在進一步加強。」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經濟發展理論的十位大師》的「再版序言」中曾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任何經濟理論都有其時代的局限性,但每種理論都有它存在的歷史條件和再次觸發理論創新靈感的價值。…阿西莫格魯2012年的新著《國家為何會失敗》,展示了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對一國在歷史的關節點上能否抓住機會、實現躍升的關鍵性作用。」今年6月25~26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第三次年會在孟買召開期間,亞投行行長金立群指出「從22個國家開始談判,到57個創始成員國,再到現在86個成員國,亞投行持續擴容是投給中國一張信任票。」從認清「利益匯合點」到亞投行的成立、運作顯示中國的大戰略是成功的。
 

台灣有大戰略嗎?

蔡英文就任總統兩年多來最無法「自圓其說」的就是因兩岸關係惡化引發的外交危機。直到今年5月多明尼加共和國與布吉納法索先後與台灣斷交後,蔡英文才驚覺大戰略的重要,因此加速配合美國日益升高的反中浪潮及制衡大陸崛起的戰略規劃。其具體作為是在經貿、軍事等領域全面與美國合作,迫不及待地充當美國的馬前卒,近來更呼籲各國共組「民主價值同盟」抵制大陸。

問題是川普救得了蔡英文嗎?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Stapleton Roy)7月16日在北京出席第七屆世界和平論壇期間曾表示,像台灣這樣的戰略問題才是會影響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貿易問題。至於有人認為美國對華政策是失敗的,因為沒能把中國變成一個西方式的民主國家,芮效儉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從來就不是把中國改造成西方的民主國家,其政策是為了促進美國的國家利益。他似乎預見蔡英文企圖透過「民主價值同盟」抵制中國的戰略難以得逞。

 

結語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盧斯(Edward Luce)今年初在題為「2018:中美領導人的對決?」一文中曾謂「美國總統只考慮眼前,而中國領導人為今後數十年打算」,他認為「習近平登高望遠 川普顧影自憐」(Mr. Xi holds a telescope. Mr. Trump stares at the mirror)。若以蔡政府當前的國安政策觀之,台灣民眾可能要好好思考新加坡故總理李光耀曾經講過的諍言:「如果美國真能保護台灣,那很好,但如果美國無法真正保護台灣,卻讓台灣人以為可以,那就很殘忍了。」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