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鵬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黃奕維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2021-02-03

新加坡是東盟國家中最堅定的美國盟友,隨著中國崛起,它長期以來面臨如何在中美之間搞戰略平衡的難題。它的做法總體上是這樣的:能平衡就平衡,平衡不了就先顧美國那一頭。
環球時報,2017年6月12日
 

一、前言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今(2021)年1月29日在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Davos Agenda Week),與論壇主席布倫德(Borge Brende)的對話中,談到美中關係,李顯龍主要是呼籲中國必須用世界能接受的方式承擔國際責任,以及取得影響力,而美國也必須調整看待中國的態度。然而,上述看似四平八穩的言論,美中兩國的媒體確有完全不同的解讀,代表中國軍方態度的官媒《環球時報》報導強調美中合作的部分,忽略中國也應調整對外態度;美國《彭博社》的報導,則正好相反,強調李顯龍認為中國必須調整對外態度,忽略美國也應該有相對應的調整。

不同媒體根據自身立場選擇性報導,可以理解。兩個大國的主要媒體,不約而同的引用新加坡總理的言論來批評對方,都有透過新加坡來襯托中美關係的味道,也十分值得深思。瞭解新加坡四平八穩的語言從何而來,有助分析拜登領導下,美國、中國與新加坡關係的變化。

 

二、    習近平上台前美中新三邊關係演變

人民行動黨在成為執政黨之前,受傳統教育的華人是重要票源,他們常心向祖國,故受英語教育的李光耀不能得罪北京,族群也成為李光耀對中國的主要語言。和北京的私下接觸中,李光耀強調常收聽北京廣播、身為華人對中國有感情、自己的孩子都受華人教育等等。1959執政後,立即派陳翠嫦與易潤堂訪問北京。這兩位都是華校出身,中文流利之外,在北京主要談的也是景仰中國文化,佩服中國發展,盼北京能派文化訪問團交流等等。1965年獨立時,李也傳話北京,盼基於愛護華僑,愛屋及烏予以支持。換言之,獨立前與中國的交往中,受英語教育的李光耀十分重視與中國的族群連結。 

在冷戰期間對北京友好,相對與美國關係自然不佳。反殖反帝大旗是邁向獨立不可少的標誌,故反美的語言與文字,有助鞏固國內受華人教育的選民。美國與李光耀的關係,到1959年李光耀擔任總理後,雙方關係雖趨緩但仍未見和諧。1965年正式獨立之後,新加坡毋需再強調反殖反帝,人民行動黨內受傳統中文教育的華人派系已被消滅殆盡,由受英語教育的菁英掌權,中國因素重要性下降。更重要的是,由於和馬來西亞關係欠佳,新加坡須另尋經濟合作對象。

受英語教育的人民行動黨菁英,在此背景下開始改善與美國關係,支持美國反共政策,並數次訪問美國,相對而言對中國態度就開始強硬,北京也因此在1968年開始批判李光耀是美國的走狗。支持美國換來的是大量的美國投資,惟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當時雖處文革高峰期,但新加坡是中國在香港以外最大外滙來源,政治衝突並沒有影響經濟交流,例如專賣中國貨品的百貨公司就開了七家。

文革末期,美中關係開始改善,機警的李光耀立即安排訪問中國,但改善關係的同時,李光耀十分注意族群關係的切割。一改早年和北京溝通的策略,改用英文為主要語言,代表人也是印裔的外交部長,不讓西方覺得新加坡與中國太接近。李光耀回國後終結了華文教育體系,改成所謂雙語教育,實際上獨重英文,與中國正式文化切割,華文教育僅強調其溝通功能。

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面對舊有保守勢力,新加坡的族群特色可以免除中共內部「崇洋媚外」的批評,故成為中國學習的榜樣。中國的族群考量,也成為新加坡抬高地位的策略。李光耀除鼓勵國民重拾族群連結以拓展商務,更把自己視為是西方與中國的橋樑。鄧小平與李光耀間的互相恭維廣為人知,新加坡加以宣傳後,形成西方人要透過說英文的華人才能認識中國的想像。

這種想像也延伸到江澤民。李光耀敍述江在1994年曾在晚宴時抓住他的手,詢問:「跟我說說西方對我們的真實看法!」江澤民雖從未證實此事,但中國領導菁英被視為要透過說英文的華人才懂西方,使新加坡英語菁英以中國發展的導師自居。但自我膨脹終究不是現實。胡錦濤時期,2003年的SARS事件,新加坡成為少數對中國嚴厲指責與抵制的國家。2004年李顯龍訪問台灣,以兩岸調人自許,挑戰中國外交底線。這兩次事件中國的反應,最後都迫使加坡低頭,更突顯新加坡實際上並不瞭解中國。

簡言之,獨立後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已由受英語教育的菁英主政,一反過去反殖反帝與親中的態度,把新加坡建構成一個位在亞洲的英語國家,開始走親西方路線。此路線決定了與中國的關係,政治與文化上都做切割,華文僅餘溝通功能,族群關係則可在國內外製造想像。惟主政的英語菁英缺乏對中國文化深入瞭解,就不可能實際指導中國發展。英語至上的社會,也很難改變親西方或親美態度。1990年代起,新加坡即成為美國海軍在東南亞最重要的基地,是新加坡在中美間路線選擇的最佳證明。

 

三. 習近平時代的中新關係

受鄧小平經濟改革策略影響,中國各階層的領導人,例如薄熙來、汪洋、李源潮都有向新加坡學習的言論。就連習近平2010年在擔任中國國家副主席時,都曾對李光耀表示「我去過新加坡。我知道你們有什麼,我們的人民想從中學習。我們希望向你們學習。我們從你們身上學到的要比美國學來的多。這種學習過去需要、現在需要、將來也還需要。」

新加坡政府可能對這些客套話信以為真,李光耀父子繼續保持優越感,在華府嘲笑中國的空氣與污水,提醒美國圍堵中國,更指責中國在釣魚台與南海的立場。沒有體會到習近平上台後強調中國夢的背後,就是中國毋需再向新加坡學習,也不會再容忍新加坡高姿態指點。

中國在東南亞事務上開始疏遠新加坡,不同的媒體也以「數典忘祖」、「非我族類」、「背叛文化母國」等言論數落新加坡。2016年底新加坡裝甲車事件在香港被扣留,是中新兩國近年關係的谷底。在此同時美國總統川普上任,轉移對亞洲事務的注意力,並且退出許多國際多邊合作機制,改採「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政策,聚焦在雙邊貿易和關稅,開啟與中國的貿易戰。對新加坡來說,美國不再是一個可靠的盟友,加上近年新加坡經濟表現不佳,2019年的經濟成長率僅0.7%,與2018年的3.1%相比大幅下降,更是2009年以來最差的成績,2020年受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經濟成長率出現2001年以來首度的負成長,導致近年新加坡在經貿上對中國更加的依賴,未來可以預期依賴將持續加深。

經濟的需求,再加上川普對盟國的態度,也使以往偏向美國的新加坡,為了生存發展,開始調整對中國的態度。裝甲車事件落幕後,李顯龍為了修補與中國的關係, 2017年9月率大批官員赴中國訪問。行前也特別安排在新加坡以流利的華文接受《新華網》的專訪,企圖透過華語的使用暗示新加坡在族群與語言上與中國相近之處。此外,李顯龍在受訪時處處稱讚中國,例如在談到中國的電子支付時,表達新加坡應該向中國學習,新加坡很落伍,「我想激勵新加坡人,中國能夠這麼做,我們應該學習他們、借鑒他們的經驗,應該也可以做得到。」 隨後《新華社》也報導新加坡高度依賴以現金和支票支付,十分「老土」,在發展移動支付上落後中國很多,要向中國學習。轉變了中國長年向新加坡學習的一貫態度,呈現的是新加坡現在要向中國學習。

但是,中國卻不一定會領情。針對一連串態度修正,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以「新加坡對華態度注定會搖擺」為題,指出「新加坡是東盟國家中最堅定的美國盟友,隨著中國崛起,它長期以來面臨如何在中美之間搞戰略平衡的難題。它的做法總體上是這樣的:能平衡就平衡,平衡不了就先顧美國那一頭。」一針見血的點出新加坡長年以來,心向美國,卻不時根據需求利用族群操作與中國關係的投機態度。

利用族群操作與中國關係隨處可見。時任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於2018年2月赴新加坡訪問,與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總理李顯龍等人會面,特別的是出身英校,慣用英文,僅在選舉期間為了拉攏華裔選民而使用中文的黃永宏,在接待常萬全時,幾乎全程均以中文接待,還引用常萬全之言,指來新加坡不像出遠門,而像是在同一個鎮上拜訪好朋友。中文不甚流利的黃永宏,卻在自己的國家勉強使用中文來討好中國國防部長,新加坡官媒也大幅刊登兩人握手擁抱的親密畫面。

面對中美壓力,新加坡態度明顯轉向,總統、內閣部會首長頻繁訪問中國,各種場合的發言皆強調不在美中之間選邊站,甚至希望美國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與2016年前後相較,態度明顯轉向中國。例如2019年5月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李顯龍表示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福音」,使世界都「受益」,「世界其他地區也必須適應中國的更大角色。各國必須接受中國將繼續發展壯大的事實,阻止它們發生既無可能也不明智」,美國即使難以接受,還是要做出調整,其他官員亦有類似的言論;8月,李顯龍在國慶大會的演說上,首度以中文談論美中關係,重點包括「大家都不想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新加坡也不例外」、「中國的騰飛對中國本身乃至全世界,都帶來了巨大好處」、「美國也必須接受,阻擋中國的崛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此外,李顯龍也再度以華人身分拉近與中國的關係,表示「新中關係是獨特的。除了中國以外,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以華人占多數的國家。這種同文同種的優勢,有助於我們延續並加深民間與文化上的交流,幫助兩國建立友好的關係,瞭解彼此並成為合作夥伴。」希望藉著修補與中國的關係,挽救新加坡經濟的企圖明顯。

但新加坡是否真的改變了對中國的認同呢?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東協研究中心(ASEAN Studies Centre at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2020年1月發布《東南亞態勢:2020》(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2020)的報告,可以為新加坡在中美之間的傾向,做出最好的結論。東南亞10國在被問及「如果被迫在美國與中國之間選邊站,將如何選擇?」僅3國選擇美國,華人為主的新加坡是其中之一,傾美態度明顯,其餘7國均選擇中國。上述情形顯示,新加坡近來頻頻以華人身分修補與中國的關係,背後仍是覬覦中國龐大的經濟利益,並非兩國在「華人」身分的連結上能夠達到政治上口徑一致。

 

四、展望拜登時期美新關係的變化

改變新加坡態度的美國因素是川普,而從拜登競選到目前的談話可以預測,拜登領導下的美國,將一改川普政策,繼續尋求保持與強化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也將重塑美國在國際上的道德權威,重修與同盟間關係,並且重回歐巴馬時代的多邊主義,但也同時會繼續完善川普的印太戰略布局。因此,新加坡的政策也有望調整。

歐巴馬時代的亞太政策使新加坡對中國較為強硬,拜登內閣人事提名,特別是國安與外交領域,許多仍是歐巴馬主政時的老面孔,包括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白宮國安會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勞拉·羅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浦傑夫(Jeff Prescott)、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前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康貝爾(Kurt Campbell)也將出任白宮國安會新設的「白宮國安會亞洲政策主管」一職,主責亞洲事務。康貝爾被視為歐巴馬「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政策的重要推動者之一。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因此認為,有鑒於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略競爭關係,未來4年亞洲事務將是拜登政府團隊的重心之一,對外政策也被稱為將是「歐巴馬2.0」。

川普時代「美國優先」的理念導致美國與盟友之間矛盾放大,再加上處理方式缺乏外交手腕,甚至因此導致與歐盟等傳統盟友的關係緊張、停滯。各界預期拜登政府未來會更大程度地推進合作,並展開對話與妥協,在強化盟友關係方面會較前朝有進展。拜登曾強調,有規則的國際秩序是重要且必要的,認為川普時代退出國際組織的作法,並不能維護美國利益,只有深度參才能掌握規則制定權。因此,各界認為拜登政府將重拾多邊主義,並力保主導地位不讓中國有機可乘。

拜登不讓中國有機可乘,就是新加坡的機會。他是典型美國傳統建制派,有跟中國打交道的經驗,主張跟中國接觸,因此未來美中關係雖然仍有對抗衝突,但預期會較川普時期緩和,在分歧領域上,也較有意願跟中國對話,更將透過國際組織、國際法及拉攏盟國、夥伴國等作法,並強調與盟國的軍事合作與往來。但整體而言,國務卿布林肯已表示原則上同意川普對中國較強硬的態度。

因此,在拜登領導下重回多邊主義並修復與盟國關係的美國,將會強化與新加坡的關係。而對新加坡來說,美國的回歸,可能使新加坡稍微放緩近年積極拉攏中國的策略,即使新加坡經濟仍舊需要依靠中國支撐,但相較川普時期,美國與新加坡的關係應會更緊密,而新加坡拉攏中國的力道將會放緩。

 

五. 結論

當新加坡需要中國時,常用族群關係拉近距離。當新加坡要區隔中國時,常強調新加坡優越的西方文化。半世紀以來的美國、中國和新加坡政治與經濟需求,一直在這兩種語言間擺盪。由於文化與教育四十年來已有深刻改變,新加坡實際上是親美,而過去四年由於美國政策改變,四平八穩的發言相較過去政治態度惟美是從,已是明顯地轉向親中,讓中方媒體也有藉新加坡指責美國的柴火。

配合這個轉向的,是新加坡過去四年強調族群語言明顯增加,優越感也下降不少。但若未來拜登時期新加坡再有言行不一的行為,中國雖不會與拜登政府惡言相向,但對新加坡的抵制恐怕更加強烈。《環球時報》2017年對於新加坡的批判,就是中國未來四年對新加坡的政策參考。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