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奇昌

11月16日上午的拜習會並不意味中美關係有什麼突破發展，而在於美中雙方如何認知彼此，如何和對方打交道。從拜習會後中共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全文觀之，我們可再次確認未來一段時期的中國政經發展趨勢以及其領導人性格與意圖。

這份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延續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就提出的「兩個不能否定」基調，也就是改革開放的前後30年互不否定，延續黨內對毛、鄧地位的定調，不排除江、胡承先啟後的過渡角色，但總結於習近平繼往開來的歷史地位。

換言之，《決議》再次確認習近平打破既有制度，在中共二十大連任總書記，並繼續領導中共與中國邁向「第二個百年征途」的意圖與必然性；也可確認中共中央繼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國體制的決心。

過往華府外交圈或川普政府時期國務卿蓬佩奧的「改變中國」路線，具有現代化理論所主張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會帶來政治的開放和民主化」思想背景。西方世界一度期待透過把中國拉進西方經貿體系拉抬中國經濟發展後，繼而能促進中國朝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體制轉型。

從習近平第一任期的中國社會發展進程觀之，當時中國經濟確實延續了江、胡時期較大程度的發展，與此同時民間的活力不僅反映在商業發展的創新，也反映在不同價值思維的爭鳴。因而外界對中國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想像來到1989年後的一個高潮。但一如《中共十九大報告》所揭示，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發展，中共更無意聽命於西方價值主張，反而更堅持「黨管一切」路線，甚至嘗試輸出「中國模式」主導國際政經秩序。

到了習近平第二任期，中國社會對於經濟差異發展和分配不均的「相對剝奪感」已經強烈到影響政權穩定；加之美中戰略競爭與疫情下的經濟衝擊，中共政權與領導人的正當性再次受到衝擊。因此中國社會或中共黨內或許仍存有自由化或民主化的聲音，但從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以及北京持續管制言論、管制互聯網產業等緊縮政策觀之，中南海領導人依然選擇了鄧小平時期的「穩定壓倒一切」路線。如此情勢下，期待中國走向西方價值下的自由化、民主化顯非務實思考。

面對具有前述性格的互動對象，華盛頓乃至於西方世界處理對中關係的思維隱然已出現「放棄改變中國」的轉向。誠如11月7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接受CNN的專訪時所表示：「華盛頓期待改變中國體制是一個錯誤」，蘇利文還表示「美國正尋求『與中國共存』而非遏制中國或發動新冷戰」。

11月15日，英國首相強森在倫敦金融城市長年度晚宴演說中也意有所指地提到「有些國家顯然就是不會往自由市場民主政體演進」。強森還強調，「這是各界必須認清的事實；不過，英國必須應對、管控這個情況，並盡可能與相關國家維持友善、務實的關係。」

西方認知到與中國的對抗和競爭是一不可迴避的現實，連帶地降低甚至放棄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期待。然而西方也沒打算走向涇渭分明的冷戰格局。大國競合賽局變化，處於暴風圈中的小國亦應審度情勢，思考控管衝突風險並保留迴旋空間的自處之道。

（本文經作者同意允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