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穎超


2021-11-08



馬雲。(好樣視覺影像 VG Photo Studio林鼎皓@Flickr CC BY-SA 2.0)
 

一、 前言

近年有許多中共打壓中大型私營企業的消息。諸如阿里巴巴、滴滴出行等,都傳出不妙處境:在阿里巴巴所屬螞蟻集團,2020年首次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交易計畫被阻後,陸續風聞中共調查該計畫為何能快速獲得政府相關單位批准、停止馬雲的湖畔大學招生,並迫改名為「浙江湖畔創業研學中心」、對阿里巴巴開出了創紀錄的182.28億元反壟斷罰單等訊息;馬雲則有各種諸如被軟禁、禁止出國,以及被毆等流言蜚語。
 

至於滴滴出行,6月底在美國市場IPO,也隨即被中共國家網信辦以「防範國家數據安全風險,維護國家安全」為由,實施網路安全審查,隔2天就公告其「嚴重違法違規」收集與使用用戶數據,全面下架其App。據傳中共對滴滴出行IPO不滿,是因為北京已多次溝通與勸誡,不希望此時赴美上市,但該企業不僅不理會,還趕在中共建黨百年黨慶將近時上市;直到最近,仍傳出中共市場監管總局作出對壟斷行政處罰的公司中,滴滴旗下子公司被罰款數百萬人民幣消息。
 

由於私營企業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動力,中共此舉,似乎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外界多解讀這些公司不聽黨國指揮,中共出手是要私企們「聽黨話」、「跟黨走」;也有人認為中共反商情結作祟,憂慮民企大力發展下,形成難以控制民間經濟力量,影響政權勢力;甚有媒體指出,中共正在走回1950年代消滅資本家路線。
 

官方對此當然是否認的。最近中共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徐善長公開否認打壓民企,他說,近期有關部門針對資本無序擴張、壟斷等違法違規推出監管舉措,「不針對特定所有制企業,更不是針對特定所有制的特定企業」,而是針對市場「無序」,強調的是「規範」,是推動相關行業健康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必要之舉。
 

但中國大陸追求無序擴張與壟斷的公司不止最近被盯上的這幾家,而中共《反壟斷法》從2007年施行至今,出手時機卻剛好在這兩年私企去美國申請IPO前後,官方依法行政說法恐怕不夠有說服力。
 

對本文來說,上述解讀多從中共官方角度出發,但目前中國大陸情況早已今非昔比;而這些中大型私企主態度也值得探究:在習近平權力日益集中、北京政治空氣明顯緊縮情況下,私企主固然富有,但還不到可敵國程度。從《財富》世界500強(Fortune Global 500)的名單看來,上榜陸企還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那麼,中大型私企主為何敢於公然「不聽黨國指揮」?
 

本文主張,這與中共與中大型私企主具有政治互信有關。簡單說來,中共與私企主過去屬於零和關係,但改革開放後,中共與中大型私企主逐步合作形成互信。因此私企主「不聽黨國指揮」,或許是對部分部門規定有意見,卻仍與其他黨國部門合作無間,問題只是在聽誰指揮。而此次部分私企受整頓,與其說是被要求同黨保持高度一致,倒不如說是要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接下來,我們就先從過去說法開始分析。


 

二、 西方經驗與中共反商歷史

上述相關不聽話、反商解讀判斷,多從中共歷史與西方經驗出發,認為私企主先天反對威權政府,而威權政府也對私企戒慎恐懼,兩者是互不信任的。西方經驗依現代化理論出發,認為經濟發展後私企主將循資本主義邏輯,對威權政府展開挑戰。根據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經驗,在經濟發展前提下會導致民主政治出現。論者相信經濟發展會帶來社會劇烈變遷、價值多元化,和用民主制度整合各種利益的要求。因為經濟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間的關連,以及先進科技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多元文化要求,將導致一個多元、民主的政治體系。甚有論者認為,在經濟高度發展之下,只有民主體制可提供政權正當性。
 

至於中共反商意識形態,也從另面論述私企主具有腐蝕政權的能力,強化雙方對立觀點。中共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認識,可以用大陸學者高放的話來說:「什麼叫做社會主義呢?就是資本主義的繼承物、對立物、取代物和創新物。」中共或許可以先容忍私企發展,但最終視之為必須要被控制消滅的力量。1948年劉少奇就認為,中共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不僅是在經濟上,還關係到共產黨能不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如果輸了,政治上也要失敗,政權就會變色,「那就需要再來一次流血革命」。這種心態放在內戰策略上,就是毛澤東曾對立即奪取大城市和建立新政權有所躊躇。他們擔心進城後,幹部可能會被剝削階級的思想和作風腐化,以至喪失應有的階級立場,放棄了追求的理想目標。
 

即便到了1979年經改開始,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要借鑒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與管理方法,但仍同時提出要在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江澤民雖提出劃時代的「三個代表」容納私企主入黨,也仍堅持強調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以避免被和平演變可能。可見中共仍對私企主懷有疑慮。
 

 

三、 合作互信的展開

然而,中共號稱是威權韌性政權,執政至今,雖然外界曾對和平演變多所期待,但看到的卻是其統治基礎依然穩定,私企主也仍舊效忠。雙方互動的關鍵,就是已經建立了互信基礎。需要指出的是,私企主群體相當複雜,相關研究已經指出,會依規模與出身各有看法,限於篇幅,本文僅舉例呈現中大型私企主與中共中央到地方的互信關係。
 

以馬雲來說,他的崛起,中共背後的合作配合絕對是關鍵力量。例如阿里巴巴的支付寶,於2003年初次上線運行時,就已獲得中國工商銀行提供支援,可以使「原本不信任的買賣雙方,能夠通過第三方的擔保,完成交易」,隨後也能與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合作提供類似銀行的特許業務服務,甚而提供公權力服務業務:例如居民身份證網上功能憑證、社保卡、居住證、行駛證、營業執照等電子證件。如果不是官方有人,他不可能做到如此,而這麼多重要營利業務,為何沒出現其他競爭對手,也頗堪玩味。
 

即便2020年底,中國證監會等單位對螞蟻金服集團高層進行監管約談,還是有投行人士為之出面緩頰,而投資該集團的名單,也包括中共高層派系、幾個重要地方政府與中央部會基金。
 

至於地方,相對於中共過去對私企主動搖政權的擔憂,2000年後,被稱為「能人」的私企主在地方政治所佔角色,據中共民政部對山東、河北、河南等省的調查,「能人」當選村委會成員的比例在50%以上,而在經濟更發達的浙江省,據該省民政廳調查,由富人當選村委會主任或村黨支部書記,更是超過三分之二以上。
 

對此現象的評論,對中共來說,負面部份主要是關切賄選或黨動員能力問題,這包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共基層黨組渙散,所以才有私企主參與空間。但相關報告除了未出現私企主與中共爭奪統治的擔憂,反而對私企主參政議題抱持正面態度,認為「老闆村官」不僅用自己的資金建設新農村,還為農村未來發展謀劃出路。對政府而言,看重的是這些能人村幹部對農村建設中的突出作用。近期研究仍保持上述趨勢,甚至連黨動員能力問題都一併解決,因為越來越多的私企主受提拔出任村的黨職幹部。而中共對此情況相對肯定,因為他們也推進了中共的統治正當性。
 

這種政治互信的產生,也可從一些黨內文件看出端倪:2020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文件寫到私企主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教育引導民營經濟人士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重點在訴求私企主要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不是同黨保持高度一致。
 

比較習2019年4月30日「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說「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用在2017年7月在內蒙古的朱日和訓練基地對解放軍演講,則是「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黨指向哪裏、就打到哪裏」,重點在「永遠」。可見相較於青年,中共對解放軍與私企,還是相信掌握在黨的手上。
 

 

四、 結論

本文認為中共與中大型私企主已具有政治互信,對中共近年出手壓制諸如阿里巴巴、滴滴出行等私企,目的在訴求私企主要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不僅止於同黨保持高度一致。
 

過去相關說法推論中共近年對私企所為,是要警告私企們「聽黨話」、「跟黨走」,或是中共反商情結作祟。這些說法從西方經驗與中共過去反商情結出發,在歷史議題或有解釋力,但從馬雲崛起受中共栽培,與地方政治裡中共與中大型私企主的合作來看,中共與這些私企主已經產生了互信,因此勢必不會產生零和鬥爭:中共不可能對這些私企主趕盡殺絕,而私企主們也會持續協助中共政權統治。外界應該要注意的,或許是習的集權,能否打破私企主過去對特定部門的合作。
 


(本專欄作者觀點不代表論壇立場)


關於作者
楊穎超目前為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兼任副教授
     ►楊穎超近期一則文章〈中共對香港問題的定性、處理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