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逢瑛

2021-09-10

 
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時任阿富汗總統甘尼(Ashraf Ghani)在2015年金磚國家峰會上會面。(Kremin.ru Wikipedia Commons CC-BY-4.0)



蘇聯在阿富汗的十年戰爭泥潭,顯示了基於國際共產意識形態和《蘇阿睦鄰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牽絆,使蘇聯執著於扶持親蘇的阿富汗政權而深陷於阿富汗內部意識形態革命和政權爭奪的內戰之中。蘇聯的地緣政治擴張政策不但拖垮了自身,且引起了美國、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甚至是中國等強權國家的聯合反抗,同時也刺激了伊斯蘭聖戰組織的匯流。從布里茲涅夫的出兵到戈巴契夫的撤軍,四面楚歌的蘇聯延宕了改革時程,終究在國際大環境的民主浪潮中人心思變。戈式理想主義式的經濟「重組」和政治「新思維」,過度向西方傾斜從而無法避免地激發了蘇聯自內部產生的意識形態之路線鬥爭,而最終導致了蘇聯帝國的崩解。
 

一、俄羅斯的決策思維

面對阿富汗的新變局,俄羅斯總統普京日前表示,阿富汗衝突延宕數十年,俄羅斯會從蘇聯在阿富汗的“佔領經驗中汲取必要的教訓”,就是:「不會介入所有勢力的衝突之中與其對抗」。但是,俄羅斯仍然會透過《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所賦予的協防架構,持續關注阿富汗的局勢。普京強調俄羅斯堅持不介入他國內部事務的原則,避免阿富汗各方勢力的衝突更加複雜化。普京過去在解決車臣戰爭之際已經重申多次其處理內戰的思維,亦即不與恐怖主義妥協並且反對其他國家趁火打劫,以利用極端主義的勢力去進行地緣政治利益的牟利。他曾經表達在俄羅斯境內的反恐決心,其反映在他說過的名言當中,包括:「我們將追擊恐怖分子到天涯海角,不論竄逃是從機場到機場,還是如果躲進廁所逮到就衝下馬桶」。他也反對西方栽贓俄羅斯,製造俄羅斯恐懼症,其名言之一就是:「人臉上長斑,不要責怪鏡子」,以及「誰如何指稱他人,就是稱呼自己」,諷刺那些針對俄羅斯的輿論宣傳者自需攬鏡自照與自我反省。對於俄羅斯面對的外部安全威脅,他的名言還有:「那些試圖咬我們的人,我們會打斷他們的牙齒。所以,我們會發展強大的軍事力量!」

俄羅斯需要有面對外部各種安全威脅與經濟施壓的能動力。根據俄羅斯國安會秘書長帕特魯舍夫的說法,國際大環境的安全惡化有兩點: 西方國家試圖挑起國家間的對立衝突; 弱化國際現存的安全體系。因此,俄羅斯新的國家安全戰略特點需要秉持「人本精神第一」的態度。在經過抗擊新冠肺炎的鬥爭和努力,俄羅斯把所有的國家安全方向是定位在針對能夠保護每位俄羅斯人的生命安全與提高生活水準作為核心。其方向至少包括:致力於國家之間的和諧關係以及維護世界公平正義;確保本國人民的健康與福祉,把本國人民的照顧程度當作國家安全最大的人力資源與精神支柱;持續強化國防安全能力以促進國內民族融合和國家領土完整;提升俄羅斯的國際形象與國際競爭力;確保國際資訊安全:俄羅斯需要有確保國際資訊流通、辨識、平衡的能力。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基本上六年修正一次,上次修訂是2015年12月31日。

塔利班組織此前是俄羅斯認定的恐怖組織,為了穩定阿富汗的局勢,國際社會需要有新的對策,因為美國完全撤軍已經顯示沒有哪個強權國家可以透過軍事介入徹底解決恐怖主義。反之,美國長期軍事佔領與顏色革命手段,不但使美國在中東地區兵敗如山倒,同時中東與中亞恐怖組織的匯流已經造成周邊鄰國的安全升高的壓力。美國的居高臨下或撒手不管已經顯示美國自顧不暇,那麼,如何透過與塔利班政權的接觸,將其拉進正常國家的協商管道,強權國家需要扮演領頭羊角色,帶領周邊國家一起進行多層次和多邊形的複合型協商談判與協商機制。換言之,單邊主義已經無法支撐區域安全和勢力範圍。未來需要有利益相關者參與共同協商,並且透過文明間對話以減少衝突。區域強權的外交溝通管道暢通、尊重主權邊界的協議以及領導人的直接對話,凡此種種都將構成多極體系下國際政治的鮮明特徵面貌。俄羅斯外交部第二亞洲司司長、俄羅斯總統阿富汗問題全權代表卡布羅夫認為,俄羅斯需要緩和與阿富汗新政權的關係,此時也是國際社會需要協作維持阿富汗的契機。卡布羅夫目前觀察,塔利班尚有遵守與俄羅斯的協議能力,確保俄國使館人員的安全。從這點來看,假使塔利班是具備協商和遵守協議的能力,那麼,與之進行安全協商將為恢復地區的和平燃起一線希望曙光,但俄羅斯要再持續觀察塔利班是否能夠持續履行承諾。

普京總統提醒要防範恐怖組織的動作,避免其利用西方撤離所遺留下來的混亂,製造鄰國衝突升級,這樣反而更做大其勢力蔓延。尤其是恐怖組織會利用難民流進行毒品販售與各種恐怖活動,對於俄羅斯及其盟友將是巨大的安全威脅。特別是俄羅斯在北高加索山地區仍然發現國際恐怖組織的行動,俄羅斯必須持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避免其勢力進入車臣和達吉斯坦,像過去那樣盤踞在俄羅斯南方境內向內滲透,其結果將導致俄羅斯難以處理的安全毒瘤。俄羅斯是當前世界上最有經驗處理國際恐怖組織結合外國勢力在俄國境內製造內戰的國家,因此,普京表達了感謝所有那些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捍衛人生命價值而戰鬥犧牲的人。阿富汗未來在美國撤軍之後的社會經濟發展與人道援助仍是需要外部給予關注。
 

二、阿富汗:文明衝突下的悲劇

蘇聯解體之後,美國透過北約東擴的戰略進逼,不但推擠了俄羅斯戰略的「轉向東方」,也墊高了中國經濟崛起對美國自身霸主的挑戰。美國與北約組織為對抗蘇聯,透過對阿富汗反對派和極端組織的支持並且培養親美政權,同樣養虎為患反撲自身。九一一恐攻事件後,美國也因為反恐戰爭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近二十年,深陷戰爭泥潭無法自拔。印入世人眼簾的美國撤軍行動卻又在媒體鏡頭下顯得喪失人道關懷與疏散節奏,其彰顯了美國在地緣政治的爭奪戰中兵敗如山倒,其結局與蘇軍如出一轍。強權國家的軍事介入已經無法確保自身的邊境安全,與此同時,透過建立代理人戰爭從而進行戰略圍堵的進逼作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全球化退潮後露出的民族主義岩壁,都讓冒進者碰得頭破血流,似乎必然注定入侵者的失敗命定。

阿富汗與敘利亞難民的流離失所,在席捲世界自由民主洪流的單極體系擴張之下,美國因仗持著自身先進的數字科技與人權普世的民主實踐,赤裸裸地在中東進行顏色革命的軍事干涉,其結果仍然是導致難民集體向外奔逃的慘境。這些潮起潮落的歷史殷鑑均顯示:不論是國際共產運動或是民主和平浪潮,一廂情願地強加並拓展僵化的意識形態,一樣都會造成世紀的人倫悲劇。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民粹主義伴隨宗教文明的潛流,儼然取代了其他意識形態夾雜地緣政治利益的強權軍事干涉。取代跨越主權範疇的神聖人權,竟是世人難以承受之重的病毒傳染、恐怖組織和氣候變遷,給人類帶來共同的災難和傷痛。倘若良知並未泯滅在利益薰心的無情下,享受和平生活的人們應沉痛思考:伸出援手的道義不應該被暴力淹沒在歷史的洪流當中。

美國在阿富汗的始亂終棄引起了國人的震撼。強權的軍事行動建立在自私利益的物質概念上,而不幸的是,屬於精神層面的宗教信仰和人文傳統被壓抑在單極霸權和軍事武力的震攝中而成為陰暗的潛流。但是這個潛流的支持力量很大程度來自於根深蒂固的共同生活和文明價值,儘管某些組織誤入歧途,使文明和宗教受到不同利益集團和武裝力量的扭曲和利用。但在外國勢力消退之後,能夠支撐人民共同記憶的仍是來自於根深蒂固那個心靈層次最深刻的語言符號和文化傳統。任何利用恐怖手段危害人類社會和人民生命以達成其狹隘政治目的之極端宗教組織都不見容於世人,因為人的生命本身就有純粹的宗教意涵。人是實踐神意的唯一載體,倘若沒有人的憑藉,就沒有神的概念。眾生萬物皆同源,來自於渾沌,也將歸於此超越界。

在俄文的「米爾」有三個階段性意涵: 社群、世界與和平。據此,和平的意涵可以具有三個層次性: 第一,人的共同生活。以人為本的和平具有流動性和共通性,只有相互依存的互賴關係才能擺脫人我矛盾的敵對意識。第二,人與世界的聯動。各民族之間透過語言和文化交流,進而認識、學習與欣賞彼此的差異,一切基於相互尊重與包容互諒。文化應沒有高等優劣差異,可以超越軍事經濟實力競爭排比的歧視鴻溝。第三,人的倫理道德。止於至善的倫理道德是超越器物和制度的精神層面,各國皆然。人的使命在於追求生命的至善,透過自我人格的完善與最高境界在精神層面上融合,天人合道。如此一來,使社會擺脫野人殘暴的動物本能,以理性思考和社會規範來確保每個人完成各自的幸福圓滿的生命過程。
 

三、國際安全的新挑戰

2021年8 月15 日,在世人毫無預警的茫然當中,塔利班組織勢如破竹地攻佔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並且強烈限定月底之前所有外國軍事人員需要完成撤離阿富汗的工作。阿富汗政權一夕之間變天崩塌,這基本上是在美國拜登政府完全撤軍的背景之下發生的,儘管從歐巴馬、川普到拜登政府已經聲明美國撤軍的方向。美軍從阿富汗撤離的決定,不但構成中美俄大三角與歐盟自主性升高的國際政治版圖,並且反映阿富汗周邊國家如巴基斯坦和塔吉克的地緣角色勢必攀升,再向外圍擴散。新的地區局勢突顯美國在中東暨中亞地區的撤軍舉措出於戰略考量的從外向內之轉移,然其並不等於強化印太戰略對中國的圍堵。反之,安全撤離後的跨越邊境的反恐和難民安置或將成為中美歐俄共同責任的最大安全共識。

俄羅斯駐聯合國代表涅邊賈在美英法關於阿富汗撤離的決議中漠視俄羅斯的關切投下了反對票,他認為將阿富汗局勢轉嫁給塔利班與內部勢力混戰無濟於事,莫斯科主張關注撤離專家之後對於阿富汗後續社會經濟的負面後遺症,以及提議打擊伊斯蘭國和東突厥組織。塔吉克總統拉赫蒙擔心盤據在阿富汗潘傑希爾峽谷中由小馬蘇德帶領的塔吉克族反叛軍將成為內戰的導火線。那麼,從而引發的是美軍從阿富汗撤離將發展成為國際安全議題的新方向,其結果至少產生幾點影響。

第一,緊急救援的重要性日增:隨著中東恐怖組織蔓延崛起,新冠肺炎的全球疾病傳染擴散,以及地區間領土邊境衝突的升高,緊急撤離的過程如何結合外交決策、國防軍事、媒體報導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以確本國僑民得以在安全措施和人道救援的方式下進行撤離和疏散以脫離險境,已經成為跨越主權邊界的新安全問題。

第二,媒體報導在國際政治中的驅動力上升:媒體在人道救援方面的報導一向具有較高的影響力,特別是在戰爭新聞中的隨軍記者角色。如今美國在中東的撤軍,以及世界走向避免核戰與大規模戰事的趨勢中,媒體在各種緊急救難的人道救助議題上可以發揮更多影響外交決策的影響力,對於挽回媒體公信力以及媒體在國際政治中的正義角色具有積極意義。

第三,恐怖組織與宗教文明的界線逐漸模糊:兩者之間的匯流已構成反恐任務日趨困難,國際社會如何從對待塔利班為非法組織過度到視其為合法政權代表?過去在反恐任務中採取與恐怖組織勢不兩立的不妥協立場,隨著塔利班成為阿富汗政權的「既成事實」之後,塔利班政權代表阿富汗政府是否能夠組成聯合政府?塔利班的包容性與合法性程度構成了國際社會承認上的新挑戰;換言之,區域強權大國如何代表古老文明各大流派進行對話,如何透過外交管道和次級外交體系進行溝通,成為正常國家與極端政府之間的新意識形態鴻溝。

第四,避免零和遊戲的強權爭霸應成為基本共識: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角力將無法以零和遊戲進行敵我對抗,跨國政府合作在解決上述危機過程中成為超越本國利益的不可或缺之外交任務,強權國家應當以身作則進行溝通。

第五,多邊安全協商機制的角色日益關鍵:大國將避免曠日費時的軍事介入,區域安全組織與多邊協商機制作為協調地區衝突的平台,其形式與功能需要法治化與常態化,使得安全承諾能夠獲得保障和落實,不隨朝代更替而改變。

第六,國際體系的去中心化:各國將重視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與參與,由強權主導的多極體系結構取代美國單極霸權,國際事務探究越來越從普世範式過度到國別文化特徵和歷史傳統的特殊性質中進行檢視。各國實需重新認識文明衝突的根源,學習以多元文明與多維視角去省視國別問題,重視人本精神和人文關懷作為國家安全與保障生命財產之基本核心價值。


(本專欄作者評論不代表論壇立場)

關於作者
胡逢瑛為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專任助理教授;俄羅斯外交部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大學(MGIMO University)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