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路

2021-08-13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
creator:CNS wikipeida commons CC BY3.0)

今年5月31日,習近平提出中國的外交方針,要建立「可信、可愛、可親、可敬的中國形象」。對照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7月1日建黨百年的黨慶活動講話中,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宣稱「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似乎預示著,近年來中國盛極一時的「戰狼外交」作為,即將告一段落。然而就在7月底,中美天津會談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峰,在面對來訪的美國副國務卿謝曼(Wendy Sherman)時,又表示美國想通過樹立「假想敵」,通過「妖魔化中國」,轉移美國民眾對國內局勢的不滿,「把美國內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甩鍋到中國身上」。這些強硬態度和措詞,再度讓人與戰狼外交形象連結。

如果要判斷中國戰狼外交是否仍會持續,或許拉長時間軸線,將可以發現,中共自建政以來對外關係主調的演變,既與當時的外在背景有關,也與中國自身的內部情境與政治方針有關。

 

一、革命外交:從「和平共處五原則」到支援亞非拉革命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勝出,取得政權。然而,中美之間在國共內戰末期,雙方都還留有最後一點空間,試圖建立某種程度的關係,美國仍留下部分外交人員在廣州。韓戰爆發後,中美之間連最後一點正式外交接觸的可能都消失了,對中共而言,向蘇聯「一邊倒」成為了唯一選項。因此,對內在政治、經濟層面逐步社會主義化,仿傚蘇聯模式,對外則宣示向蘇聯「一邊倒」,即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之間沒有第三條道路,中國必須加強中蘇之間、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

1950年代,亞洲各個前殖民地紛紛爭取獨立,並且拒絕成為美蘇爭霸的棋子。1955年第一屆亞非會議在雅印尼的萬隆舉行,史稱萬隆會議。在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強力支持下,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參加了萬隆會議,並在諸多國家對社會主義有疑慮和反感的氣氛下,提出了早前中共對印度承諾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如果說「一邊倒」政策讓中國共產黨獲得蘇聯的高度信任,那麼「和平共處五原則」則讓亞非各國降低對中國的敵意。在當時冷戰的國際局勢和環境下,與歐美各國的外交關係並非中國的首要考慮,甚至一定程度將其視為敵對勢力。

1960年代,中共歷經大躍進和文革的左傾浪潮,與蘇聯關係在內政(誰更社會主義)、外交問題(誰更革命)上逐漸交惡,為了與蘇聯競爭國際反帝反殖民的領導權,中國在外交領域中更加突出了對抗資本主義國家的面貌。不過,隨著中蘇之間交惡的程度越演越烈,甚至在1969年珍寶島事件中兵戎相見,導致美國考慮聯中制蘇。最終,1971年中共取得聯合國席次,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1978年美中建交。

 

二、和平發展:與西方打交道,參與世界規則

1980年代,中共放下了左傾路線,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僅管當時西方的投資仍少,海外資金主要來自香港和華僑投資,但當時的中國內有胡耀邦、趙紫陽的開明體制,外有「獨立自主外交」,意即不與任何大國(美蘇)結盟。然而到了1990年代,先有六四事件,後有蘇東劇變,讓中國內部產生對於內部改革的信心不足,並且擔心對外開放將造成和平演變。在此一局勢之下,鄧小平於1990年代初宣示的「韜光養晦」等原則,成為中國外交的最新原則。隨著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堅定改革開放,有效緩解西方國家對立情緒。此一時機恰逢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啟動,世界主要國家正全力推動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終成為WTO的一員,並且為中國的代工出口與國內品牌建立,打了一劑強心針,成為新一代的世界工廠。

此一期間,中國在不影響政治穩定的情況下,基本上根據自身利益與國際要求,逐步調整內部的經濟體制,與世界接軌。
 

三、大國崛起,民族主義:大國外交、戰狼外交、「四可」中國形象

中國崛起,在1990年代後期已受到國際輿論關注,「中國威脅論」也成為討論的命題之一。同一時期,中國的國防經費大幅成長,軍事現代化的步伐也加快了。 到了二十一世紀,又有兩件事情讓中國感到自身已非吳下阿蒙,不再是世界秩序的參與者,而是可以成為世界秩序的創制者:

一是2006年美國政府不再將中國定位為一定程度的敵對關係,而是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呼應了中國加入WTO之後的經濟總量成長,與區域和平的角色。同一時間,中國中央電視台在2006年推出一系列的「大國崛起」記錄片,分析歷史上幾個引領全球風騷的資本主義大國,如何由盛轉衰。這是自從1988年的「河殤」,為持續改革開放而釋放出的意識型態作品之後的又一標誌性作品。

二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在WTO成立初期達到高峰。儘管中國當年是以較苛刻的條件加入WTO,但是後來的成果可以說是利大於弊。中國駐WTO副秘書長易小准指出,過去20年,世界貨物貿易總額成長了將近1倍,中國貨物出口則成長了7倍多,與此同時,中國進口總額也成長了近6倍。另一方面,中國的進口2020年已占到世界貨物貿易進口總額的12%。 

反觀同一時期,歐美主要國家紛紛受到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影響,經濟成長大幅萎縮,也讓中國對自身的政經體制感到自信,中國和西方學術討論開始出現「中國模式論」的討論。儘管在2010年前後,中國試圖擴大內需,但成效不彰,然而相比全球經濟仍是亮眼,無形中助長了中國的制度自信。因此,面對國際政治經新局面,加上習近平在2012年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與國家主席,有別於胡溫時代的穩健路線,「大國外交」成為中國試圖改變中國的國際事務話語權的新主張。固然,「大國外交」的真正用詞,其實是「新型國際關係」,中國官方從未用過大國外交字眼,此一用詞多半是國際論時所用。然而究其實質,是中方提議,由中美共同商討國際重大問題,例如中東、北韓的核武問題等。不過,此一提議,並沒有獲得美方的正面回應,相反的,歐巴馬總統後半任期時,美國已經喊出「重返亞洲」,正視中國的崛起,同時也看到了中國對美方的威脅。歐巴馬要求中國應成為「一個負責任的行動者」,並且在南韓薩德飛彈佈署、南海自由航行等問題上,儘管從未以言詞名之,實際上是與中國針鋒相對。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川普勝出,雙方一開始相敬如賓。不過,自從2018年開始,美中貿易戰正式開打,中國開始展開俗稱的「戰狼外交」。

 

四、結論:戰狼外交的下一步

其實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正式與西方國家交往時,面對若干人權、主權等問題時,外交措詞也常有強烈風格,但言行往往點到為止,大政方針上始終以和為貴。可是自從中美貿易戰以來,中美之間從貿易逆差、提高關稅,一路打到產業鍊切割,至今沒有停止的跡象。加上美國總統川普的個人強烈風格,以及港台問題的主權敏感性,中國的外交措詞日益強烈、粗俗,對美方的不耐感與日俱增。

詳細的戰狼言詞,並非本文的關注焦點。如果仔細對照中國外交官和發言系統,以戰狼式的姿態發言,通常高度集中在幾件事情的回應上:香港、新疆、台灣、人權問題、病毒來源,而且對象幾乎都是美國。對歐洲,大體上,中國的外交體系的言行是友善的,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交往,也未傳出什麼言行上的強硬態度。但是,偶而也有例外的時候,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今年3月間,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兩度以私人信任要求法國國會中友台小組成員不要訪台,引發法國國會各黨派議員的不滿,因為國會議員有問政自由,不容干涉。隨後,中國駐法大使館的推持帳號,竟然因為意見不同,公開批評法國國際關係與戰略學者安托萬邦達茲(Antoine Bondaz)為「流氓」。一連串的失禮失言舉措,引發法國外交部召見盧沙野。

後果不僅如此。原本進展平順的「中歐投資協定」,歐盟卻在今年5月,以新疆人權問題為由,暫緩批准。中國另一位戰狼外交代表、外交部副發言人趙立堅宣布三點聲明,強調制裁對抗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對話合作才是正道。

緊接著,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今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提出的最新方針。習近平指出,中國「要廣交朋友、團結和爭取大多數,不斷擴大知華友華的國際輿論朋友圈」。中國與世界的溝通「要注重把握好基調,既開放自信也謙遜謙和」。是否意有所指?也未可知。不過,有一個基底是,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的實力,是前所未有的高,民族主義情緒,也是如此。一個奧運會的網路推文,只要稍有不慎,都極易引發大陸網友「辱華」的批評,可知端倪。在這樣的情緒之下,即便理性上知道此風不可長,但也沒有多少人敢逆此風潮,即便是習近平本人。因而,戰狼外交,固然在非正式的決策會議中,被習近平要求有所轉折,但短期內可能不會是強制性的。至於會持續多久,還待觀察。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關於作者

徐文路為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目前是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所兼任助理教授